- 撰稿人：吳怡萱（本系歷史系碩士班學生）
莎士比亞、普魯塔克、左丘明與司馬遷
——晉靈公與凱撒遇刺歷史敘事的比較
他單膝跪下，對著想像中的凱撒以及聽眾們，訴說著人們向凱撒請求的台詞。這位在我們面前生動地演示《凱撒大帝》（The Tragedy of Ivlivs Cæsar）第三幕第一景的紳士，正是享譽國際的漢學家倪豪士教授（Prof. William H. Nienhauser, Jr.）。倪豪士教授現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的名譽教授（Halls-Bascom Professor Emeritus of Chinese Literature），近年的研究項目涵蓋跨許多時代的經典作品研究，其中包括與今日講題密切相關的《史記》續譯計畫項目。
倪教授這次為我們帶來的講題，由四位人物的歷史書寫所構成。靈感來自於他在閱讀《史記．晉世家》時，意識到晉靈公遇刺的情節，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 bapt.1564-1616）筆下凱撒遇刺的場景之呈現，有一些可比之處。凱撒遇刺事件的原因，在於他身邊的人們害怕他成為一位獨大的「皇帝」；另一方面，晉靈公則是因身為國君卻殘忍驕奢，最終被趙穿刺殺於桃園。這兩個故事的主軸，都圍繞在臣民對於君主極大權力的反對，且在莎士比亞與普魯塔克、司馬遷與左丘明這兩組人馬中，前者皆基於不同歷史語境的目的，刪修與調整後者所敘述的歷史情節。
在《凱撒大帝》的劇本創作中，大部分並不會認為莎士比亞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希臘文普魯塔克文本，更可能的是透過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 的譯本為底，將之改造為更具戲劇效果的詮釋。在普魯塔克版本對凱撒遇刺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描繪的，是強調所有人皆參與其中的政治謀殺儀式：Tullius Cimber先透過讓被驅逐的兄長回鄉的訴求，吸引凱撒的注意力、按住他的雙肩；接著由站在凱撒身後的Casca拿起匕首展開背刺第一擊──「噢，叛徒Casca，汝何故為之？」（O traitor Casca, what doest thou ?）。刀光血影在凱撒身上進進出出，殺心強烈甚至顧不及誤傷彼此的風險。鏡頭拉遠，Brutus站在廳堂中央，向其他非謀劃者的元老解釋一切，而後也就共謀者對馬克安東尼的意見，提出不同的看法。然而在莎士比亞的劇本中，這些人物之間非常細緻的互動——特別是構成了共謀刺殺的儀式性場景中，來自不同人物一連串牽制與刺殺的動作——大部分被省略，濃縮成「他們刺殺凱撒」（They stab Caesar）短短一句話。瀕死前，莎士比亞筆下的凱撒留下最後一句：「你呢？布魯托？——隕落了，凱撒！」（ Et tu, Brute ?—Then fall, Caesar !）。
凱撒遇刺後，權力真空使共謀者之間的內鬨產生，第四、第五幕劇皆圍繞著紛爭與戰鬥開展，凱撒之死在全劇中反而是相對短暫的事件。當我們將視線放回此劇被撰寫的十六世紀末英格蘭，強大的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r.1558-1603）已經走到她生命的最後幾年，然而英格蘭仍面臨新教與天主教衝突的困境，宗教問題正從內部撕裂王國。因此《凱撒大帝》的劇情安排與張力，在當時恰好引起觀眾的共鳴。至於《史記》則因為稿件的流通問題，較難確認對當代的讀者是否造成迴響。
晉靈公從繼任到遇刺的發展，與凱撒的案例稍有不同。晉國是在晉襄公過世以後，兩派人馬分別支持不同的繼承人——太子夷皋與襄公之弟黑臀，從而引發內部鬥爭，太子夷皋最終成為繼位的靈公。然而，約6歲繼位的小君主卻不如預期般受到臣下掌控，在成年以後「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還因熊掌不熟「殺宰夫」。趙盾與隨會看到了在竹籃中被運出城的屍體，進諫無效，靈公接著派出鉏麑刺殺趙盾。在這一小段落中，司馬遷與左丘明的敘事就有許多細節上的不同，其中左丘明對靈公成長階段的過程、歷經的戰爭經驗有更多的文字描述。除了細節減少，司馬遷也整併與簡化三位幫助趙盾的人物以及行動，並吸納《左傳》與《公羊傳》等前人著作的敘述，建造出他的敘事。
為何要把莎士比亞與普魯塔克並列討論？又為何能夠將莎士比亞與司馬遷，這兩位完全來自不同時空與社會背景的人物，進行比較的歷史研究？將兩人並陳的論述早已有許多先例，如倪教授在本講座中提到的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等。普魯塔克與莎士比亞之間的連結，在於後者的許多劇本，是基於前者的歷史作品為材料寫作而成。這樣的採借取徑，似乎與漢代的發展有著相似之處，就如同司馬遷的《史記》也向左丘明的《左傳》取材。此外，從統計的角度也可以說明，莎士比亞與司馬遷同樣有對權力轉移（royal succession）此一議題的興趣。
兩人筆下刺殺情節的背景，分別建立在羅馬與晉國國力發展繁榮的時代；「弒君」的題材本身，都是仁臣對抗暴君的行動，更準確地說，是針對擁有過大強權的君主。司馬遷筆下的趙盾與莎士比亞筆下的布魯托，能夠被放在同一個平台上討論之因，在於兩者皆站在「義」的角度去指正不義——兩方的君主皆無視或忽略諫言；他們也都因此面臨到大同小異、兩難的道德危機；在情節的鋪排上，兩個故事中的「弒君」過程與前人之作相比，皆被大幅簡化，更多的是去刻劃讓讀者、觀者理解此作為於法於理上的問題，並呈現該起事件如何成為影響國勢的關鍵點。
本次演講的主題，圍繞在莎士比亞、普魯塔克、司馬遷與左丘明這四位歷史上的作家身上。在此前我們幾乎不會、也難以想像，要如何並在何種主題下，同時討論他們四人。倪豪士教授帶領我們思考如何將比較研究的方法，應用在跨越不同時空與文化維度的議題上。透過文本、史實與作者所處語境等不同層次的細緻討論，理解不同時代的人們對相似的政治社會問題之關注、理解與詮釋，我們也從中學習到跳脫既定文化框架的新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