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疫情之中，因親友多所掛慮，我原想放棄赴美進修。某日突然轉念，想到教授休假得來不易，匆匆決定赴加州史丹佛大學做短期研究；結果赴美之後，臺灣疫情延燒，加州疫情近日也有上升之勢。美西與臺灣各在太平洋兩端，隔海相望，通過網路雲端，臺灣親友和學生們時時互道平安。遠距教學中，最掛心的是虛擬世界少了人與人的真實接觸，如夢似幻，總覺得少了點人情的溫暖交流。

現代科技的進步帶來各種資訊的便利，也讓我們無法逃脫外在世界的喧鬧，全球疫情蔓延之中，還有慘烈的烏克蘭戰爭、台海兩岸和香港的不安情勢。我們再也無法像英國作家珍．奧斯汀寫《傲慢與徧見》時，可以不顧隔海的拿破崙正在橫掃歐洲大陸、建立帝國，珍．奧斯汀可以悠閒地在靜謐的英國鄉間完全投入浪漫情思的寫作之中。處在當下，既然再也回不去過去，惟有努力往前，人文學科往往需要閉門獨處，凝神思考，特別是最後衝刺寫碩博論學位的同學們未嘗不是因禍得福吧！在加州這段期間，白日必須抽身看檔案，晚上還得趕寫自己的書稿，寫就這篇短文和同學分享在此處看檔案的心得。

臺灣許多人到胡佛檔案館是為了查閱兩蔣日記或是民國要人的檔案，事實上，胡佛檔案館的收藏非常多元豐富，在網上都有目錄可查，非常方便。此行我的目的是看三位美國人在中國活動的材料：一位美國駐華商務代表安立德（Julean H. Arnold, 1876-1946）、一位美國工程師羅拔 （James A. Rabbitt，或譯拉壁）和一位美國武官中校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的檔案。每個卷宗盒大致有數百頁到千頁的文件，不可能每頁都拍，邊看邊過濾下來，一天能翻拍出二、三百頁就屬不易。趁著白日的記憶猶新，晚上還得回家整理這些卷宗盒的初步內容。另外有位工程師Alex Taub的文件，胡佛檔案館已取得在英國的複本，但仍在整理中。該館亦收有國防供應公司完整文件（China Defense Supplies records），現在不是我的研究，但有些人肯定有興趣，應該多利用該館的目錄。

由於受疫情影響，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採人流管制，固定多少人數可以待在閱覽室，而且必須戴口罩，閱覽的座位亦有防疫安全距離。美國大學檔案館人員服務態度極佳，他們的信念是檔案館是為使用者而存在，使他們的服務態度極其專業而和藹可親。入館不得攜帶食物、水和筆等私人用品，眼鏡盒亦不允許，不准穿戴有口袋的大衣外套。但可以攜帶相機、手機，館內有提供鉛筆和紙。這樣的管理是為了保護珍貴的文件，萬一私人用品破壞了這些文件，或者極其少數的不肖者偷盜文件後私售侔利，如同好來塢電影《她的偽造遊戲》（Can You Ever Forgive Me）極具寫實的情節。如果看照片，還得戴上館內發給的手套，要翻拍還得仔細剝開一層保護照片的透明袋，才不致會有反射的光影，煞費工夫。在英美各大圖書書館和國家檔案館幾乎是一式的管理規則，門禁森嚴，但服務人員會盡力解答您的各種詢問。如果您希望儘快檢索到需要的檔案，他們也會設法協助，不會有絲毫不耐煩的表情，令查檔者如沐春風，心情愉悅。胡佛檔案館和一般圖書館一樣，在入館前有一上鎖的置物櫃可以放置個人物品，而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管理則更嚴格，多了一道程序才能放行，亦即個人背包還得通過X-ray安全檢查。徵詢調檔案至少要七天的時間，會用電郵確認借閱者檔案已調閱到館。

圖一：在胡佛檔案館內翻拍一張大地圖

此行最重要的是查閱安立德的文件，因為過去在研究中美經濟關係中常看到此君的相關言論。他在一戰後長期擔任美國駐華商務參贊（U.S. Commercial Attaché），直到1940年退休。來查閱他的檔案之前，我已對他的生平頗多了解。這位人士早在1902年大學畢業後，赴北京以「見習翻譯員」（student-interpreter）身份學習漢文。後來做過中國幾個口岸的領事職務，包括淡水領事。除了擔任駐日暨駐華商務參贊之外，還推動美國西岸商會與中國商會的聯繫。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新世界即將開啟之際，草就「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人」（If I Were a Chinese,1946）一文後，不久卻於華府一處高樓墜樓自殺身亡，令他的朋友胡適和胡光麃等中國友人震驚不已。他個人的最後悲劇，讓做為歷史工作者的我感到不解。在文件盒中看到他自殺前數月，其實還和朋友、舊金山商會的人聯絡，甚至也和美國在華著名記著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1888－1947）有通信，就更加不能理解他自殺後，報紙記載他晚年情緒頗為抑鬱的困境。

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能看到研究對象的手跡、親筆簽名和電報中的各種批註，會有種莫名的悸動，文件盒主人翁的性格也會躍然而出。安立德的文件共有14大盒加上幾個信封的照片檔。除了一盒是日記之外，主要收的是他和美國商務部、國務院、舊金山商會和私人函電。其中有二、三盒的雜項，各式內容都有，年代也凌亂跳接，可見得檔案保管人在悉心整理後，還是面臨無法歸納的困難。安立德對他在中國所有活動的文件，小到一張名片，大到一張桌子大的地圖，都妥貼收藏。但是他的日記，館內只有收到1937年，以後的部分究竟是他未寫，或是家屬沒有捐出來，就不得而知。卷宗盒中對我最重要的是他做為商務參贊時，每週給國務院鉅細靡遺的工作報告，包括他和同仁跟誰會面、處理何事，也有個別署名的報告。也就是說他的文件不僅是他個人的文件，而是這近三十年來中美商務發展的各項材料。商務代辦一職不屬於外交人員編制，在他轉任參贊後，外交人員名錄將他除名，對此頗耿耿於懷，畢竟他做過多年的領事職務。此外，安立德關心中國社會文化，很愛發表個人評論或記敘文章，特別是在1920-30年代中期非常活躍。到了1930年初期，他時時提出向美國政府建議要注意日本這個野心國家，美國人應該必須通過教育、文化和貿易幫助中國。他的建議有時似乎帶有一種非如此不可的口吻，乃至於被國務院主管警告說他是商務代表而非外交人員，有些事情應該由駐華領事或駐華公使層層報告為宜。或許是這樣的因素，顯然他在美國華府的外交圈中，至少在1930年代後期可能已是不太受歡迎的圈外人，以致豐富的中國通資歷也未對仕途升遷有拾柴添薪之助。眼睜睜看著外交資歷比他淺的人步步高升，而他就是一直留在原地踏步，直到1940年屆齡退休。

大致而言，英美政府的公文書檔案比較直率，而且對一件事情的報告所涉深度和相關周邊的訊息非常豐富。相對之下，民國以後的公文書多以呈述結果為主，內容報告多屬公文行政程序的處理和制式化書寫，較少分析一件事情的各個層面，而且多不帶感情。而晚清籌洋夷務始末或外務部的檔案，便極富文采和情感激昂，也有很多內情。我常和學生說，如果祗看民國檔案而不讀其他文章，長期以來文字和思考反受檔案所累，思想容易停滯僵化。檔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從檔案中讀出當時人的抉擇和思想，因此不能祗讀公文書檔案。美國檔案中對中國各種情報的掌握相當驚人，在華各個部門一天之中有很多電報，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內幕。此外，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附件，可能是有關中國文化風情或某人的傳記之類的。如果有機會，除了公文檔案，應多看看一些外國人在華活動家（傳教士、商人、工程師、外交官、醫生等等）的私人文件盒，可以從第三者和他者的角度來看中國，較容易擺脫研究視角上的國族觀念，或者存在我們潛意識中的想法。當然最好能讀多元不同的檔案，但很多檔案也會重覆出現。所以掌握到核心檔案後，最重要的還是想法，以及超越自我既定的侷限，從各種角度反覆思量。現在因為數位資料庫太發達，有些學生用資料庫蒐尋關鍵詞就開始寫作，像撿到籃子都是菜，一堆史料堆疊起一篇文章，並沒有一個核心的想法，這是我比較不認同的一種寫作方式。

看個人文件集，和外交檔案的公文書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看到個人的心態，我們既是一位觀看者進入了當事者的歷史現場，但也好像是位偷窺者可以看到一些隱私或內幕機密。當然，一些家屬在捐出文件時，可能已先過濾掉一些敏感的內容。不論如何，親自看文件，和網上文件最大的不同是有了更多的真實感。接觸到打字稿或手寫稿或文物，會有穿越時空遇到本尊的感覺。隨著一頁頁翻動的材料，自己的腦海也會組合出一些拼圖，接著帶來一種創造力的轉化過程。這次我看到一本書的原稿，結果原稿不僅大了二倍，還有一張大了四倍的摺頁地圖，當館員協助我將真圖攤開來的那一刻，心裡頗為激動，更可想像當時人所費的巨大工夫。如同看名畫真跡和複製品的不同，要近身看真品，不論是國畫的皴法或西洋印象派的點彩畫法，近身觀看時的領受是很不一樣的。安立德的材料看到最後，頗令人感傷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安立德仔細收藏各種文件資料，甚至各種名片、請柬、賓客名單，不一而足，偶有幾個他寫的中文字，還有各種英文剪報有關他的報導，也都妥貼標註。他自己寫的書，貼有一個書印「不可一日無此君」，由此可知此君對自我要求的執念。一個人怎會保存這麼多大大小小的文件，除了有歷史癖之外，可以理解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工作以及別人如何評價他。同時他也富有一種美國菁英主義的性格，亟欲改造社會和他人的抱負。「讀書太多而自苦」的文人性格，於個人福報未必相稱，中外皆然。

圖二：安立德的書頁「不可一日無此君」

相對之下，另外查閱的美國武官中校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的文件盒，就沒有保留太多文件，祗有幾件平實不帶個人情緒的函電，最多的是他和中美人士的合影照片，包括孫立人、蔣經國、閻錫山等人。工程師羅拔，有61盒龐大的文件，祗能挑著與自己研究最相關的部分細看，他在20世紀初承攬遠東國家的基礎工程，對日本的鑄幣技術特有貢獻。在檔案中發現這人和安立德也識得，此處就不細說了。既然安立德的日記祗收到1937年，他如何走向人生低谷的悲運？個人隱私本就不是此行查看這批文件的誘因。對於自己從事多年的中美經濟文化議題，這14盒文件中有太豐富的內容可以充實日後的研究，懷著一種敬意和憐憫，就更不想探知其何以自毀的隱情了。

多年前我曾匆匆走訪史丹佛大學，這次才有時間巡禮校園各個角落，因文長就略而不敘。略感遺憾的是因為疫情，可以鳥瞰整個史丹佛校園的胡佛塔不對外開放，必須有大學的學生證和員工證才可以上塔。但一樓兩個展廳可以隨意看看，祗是這兩小展廳內容一般，胡佛的個人收藏品主要在Iowa他個人的總統圖書館。史丹佛大學博物館收藏豐富，有不少中國和日本文物，還有古埃及木乃伊、古希臘陶罐，更重要的是著名的法國雕塑家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的雕塑複製品在校園內總共有百餘尊。在Cantor Museum、羅丹雕塑花園和主方院校園（Main Quadrangle）等處，定睛凝視著名的「沈思者」（The Thinker）、「加萊義民」（The Burghers of Calais）、「地獄之門」（The Gates of Hell）的雕塑，這樣深刻細膩雕琢人類命運的各種情境的作品，生命也跟著深刻莊嚴起來。像「加萊義民」 講述14世紀英法百年戰爭時法國加萊地區有六義士憤然犧牲的故事，六座人身像的軀體和臉部表情各異，每次觀看因加州陽光的光影變化，令人有不同的體悟，頓生悲天憫人之感。世界頂級大學的校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收藏都令人歎為觀止，學校建築大樓和展館也因系院側重的精神而各有特色，更令多少學子和訪客慕名而來。在此之前我已參訪過不少歐美著名校園，史丹佛大學校園之美，不愧是排名在前的。

圖三：在羅丹「地獄之門」雕像前，史丹佛大學。

圖四：George Segal的作品「Gay Liberation」，背景遠方是胡佛塔，胡佛檔案館所在處。

此時的我，正在苦思一本書的巨大焦慮之中，數著剩下的截稿日，生活無歌無詩亦無歡。因為白天看檔案，晚上還得繼續趕書。如此半個月下來，某日工作的右手臂已完全無法高舉，近十天中，半夜都因右臂劇痛而醒來。所幸遠在海洋一方貼心的女弟子分享了如何治療肩頸酸痛的各種妙方，稍有舒緩。此時的我，如同做了很多年的博士後，和自己的身心體魄堅決奮戰。站在羅丹的「地獄之門」的塑像前，看著門楣下方痛苦掙扎的人們，惟有像門楣上方的沈思者充滿睿智，俯瞰眾身的悲苦方能有憐憫和悟得。在寫書的過程中，一旦專心投入一件事，它也會成為生命的救贖，一種回到更內心世界的深刻自覺。本來一件逼人時程表的苦差事，竟成為載著自己去探索知識之流的航程，充滿急湍挑戰且處處驚奇。這次的史丹佛之行在查檔和寫書的相互交替中，在疫情年代寫下自我挑戰和驚喜發現。寫此小文，和遠距教學中的同學們分享，祝大家平安。

吳翎君 2022. 05.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