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稿人：蘇詠智（本系歷史系碩士班學生）
邱澎生教授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現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研究專長為明清經濟史及法制史，主要由制度經濟史與經濟人類學相關議題出發，分析明清中國市場演化與商業法律等課題，並辯論明清商業法律也曾是影響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首先，邱老師談及以「明清法律經濟史」作為研究背景之初衷，一是針對明清中國的「法律現象」與「經濟現象」，探究彼此互動關係的長期演變；二是受到中國社會「停滯論」與「發展受限論」之刺激，因而研究明清商業法律與市場演化兩大議題，並套用相關理論，如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司法場域」（juridical field）、美國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藉此嘗試挑戰「西方中心論」。
邱老師著有《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及《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兩本專書，前者論及市場交易、商事糾紛與商業契約的法律規範之餘，也分析當時中國商業法律制度的變遷，藉此呈現中國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複雜性；後者則以具體的個案分析，呈顯當時中國在經濟組織、法律體系與文化觀念三者間的密切互動，進而論證這些變化如何共同構成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等。
此外，邱老師介紹三位經濟學家之理論，展現以經濟人類學與制度經濟史探索明清中國經濟變遷之歷程。一為博藍尼（Karl Polanyi）認為經濟是一種「制度化過程」，其本質是財貨的流動，而促成財貨流動的三種主要動力（強制重分配、交易、互惠）則隨歷史變化不斷重組。二為寇斯（Ronald H. Coase）提出「交易成本」、「社會耗費」，前者為交易者選擇市場或改用組織所需花費的成本，後者為既有社會安排與意識形態，將會塑造原初財產權利，並進而導致的耗費。三為諾斯（Douglass North）的「狹義制度理論」，包含靜態分析、短期動態分析、長期動態分析。
再者，邱老師以明清商人遊說政府、與政府協商，致使商業習慣形成商業規則與法律，而法律在經濟上常有解釋空間，由此窺探明清法律與經濟之互動。學界對於中西法律「大分流」的起源見解不一，主張16世紀者，如科大衛（David Lieberman）認為16世紀西方的「銀行、公司和商法的基礎就已經奠定」，然對比蘭多（Norma Landau）之研究，18世紀倫敦城市地區的法官收錢受賄影響判決頗為普遍，從而說明商法雖早在16世紀西方出現，但不代表商法實施具有效率。而主張18世紀者，則主張曼斯費爾德勳爵（Lord Mansfield）於英國大法官任內（1757-1788）進行司法改革，進而推動英國的商業法律改革，使英國商法模式定形，即為商業習慣與法官歸納的原理與通則。
「發展受限論」認為明清經濟出現六大變遷，然法律未跟上經濟發展，使明清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法制社會。以吳承明〈現代化與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為例，認為明清之所以未出現現代化，是因未出現「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的商法」，及滿清政府「加強專制主義統治」。邱老師則認為，明清已有「實證上理解商業與商人之間的關係」之商業法律，只是不同於18世紀後半的英國商法模式——將商業習慣轉換為商業規則的具體實踐。
最後，邱老師提醒不應以「全有全無」的方式研究中西法律經濟史之差異，並以韋伯（Max Weber）的近代西歐「理性資本主義」因果鏈為例，認為其中的基本要素（如企業、科技）、中間條件（如精明幹練的經濟倫理）、背景條件（如官僚國家）、深層條件（如識字率），中國可能以不同方式呈現出來，進而跳脫西方中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