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稿人：陳柏含（本系歷史系碩士班學生）
2018年，胡皓翔導演受邀製作羅妹號事件（亦稱為羅發號事件）與牡丹社事件紀錄片，《SEVALITAN─牡丹社事件紀錄片》緣起於此。演講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該片特色在於透過各國學者的分析、多元史料運用以及耆老訪談等方式，讓我們得以不同觀點進一步了解牡丹社事件的發展與影響。
演講開始時，導演先介紹以「三幕劇」作為電影的基本結構，亦即透過起因－過程－結果（觸發－衝突－解決）三個階段來呈現故事。然而，對於歷史紀錄片而言，更重要的是「決定觀點」。觀點的選擇涉及到史料運用，因此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除了向專家尋求解答之外，自己也必須投入相關研究之中。另一方面，當導演選擇透過「誰」的觀點來拍攝，也會影響觀眾接收到何種資訊，因此在這方面不得不小心謹慎。
史料影像化是臺灣現階段所欠缺的，這方面的功夫不僅需要使用文本，次文本更是不可或缺。為了因應不同的情況，歷史紀錄片可以透過動畫、訪問、戲劇重現等方式呈現。值得反思的是，上述方法將會引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戲劇紀錄Docudrama：求真或求效果？」。導演曾與同業前輩深入討論，對方形容史實與呈現兩者之關係就好比果汁濃度，如果原汁味太重，觀眾可能難以接受，但太過化學的飲料也不健康。最終，導演認為拍紀錄片還是應以符合史實為優先。
紀錄片即使以史實為依據，但仍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最常見的事情就是大家的看法怎麼都不一樣。上述現象不僅反應在史料的使用、閱讀，也會出現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導演告訴我們，這個時候Docudrama結構設計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戲劇需要有明確的角色來引導觀眾，這樣才能將觀眾帶入情境。但戲劇的結構設計，仍是要以史實為根據。因此需要透過史料、考古、口述等方式不斷進行修正。另外，為了避免將拍攝者錯置成主角，導演也告訴我們，以第三者的角度來講故事也是十分重要的。
導演在最後告訴我們，歷史紀錄片的電視節目與歷史電影紀錄片是完全不同的。歷史紀錄片是一個與現今社會對話的過程，正如《SEVALITAN─牡丹社事件紀錄片》透過不同的觀點來解釋牡丹社事件。以在地觀點為例，雖然有缺乏文字史料、記憶錯置甚至有碎片化的現象。但上述觀點仍可以與西方人、日本、清國官方檔案互補。本片也凸顯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原住民、琉球人的觀點。歷史紀錄片不僅可以用來反思現今社會，也提醒我們不應該遺忘過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