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個清爽的夏日午後，研究室來了三位青春少女，這是和導生的面談。事實上，大多數的導生都沒修過我的課，我們彼此都是陌生的。每次面談，我會先客氣詢問同學家住何處？修了哪些課程？學習上有何困難？大眼睛始終掛著笑意的廖梅惠（現就讀師大歷史所碩士班），突然很認真又帶著迷惑的眼神問我「老師，什麼是『研究』？」「你為何研究中美關係？」

這是一個好問題，但是我如何以真誠之心，回應她呢？學術研究是一門探索真理的學問，這是朗朗上口的經典語，事實上並不中聽，甚至對年輕學生已有點陳腔爛調。在歷史學科的江湖打滾半生，這幾年愈來愈感受到一些資質秀異的學生，畢業後不想再從事歷史研究。歷史學的學科特質或人文學科對當前社會和世代的貢獻或啟示意義，說多了也是自吹自擂之辭。與其談一些高蹈的理想，或許用我自己的故事更能貼近學生的疑問。「我為何走上研究之路？」也是年近六十的我，才感受到王國維所言「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的心境。多年前我曾和梅惠說，有一天我會將她的困惑寫入我的散文中，這篇短文算是遲來的。

我出身在花蓮壽豐鄉壽豐村，座落在中央山脈和花東縱谷之間的一個寧靜村莊。壽豐鄉共有15個村，壽豐村是主要的行政中心，包括鄉公所、農會和因為有這些公務機關形成的小街景有電影院、消防局和小店舖。1962年，我出生的那年，父親在壽豐國小任教，故事從此處開始。

母親告訴我，我誕生時壽豐國小正在唱升旗歌，所以我肯定是上午8時哇哇落地。時間是12月24日，在聖誕節的前一天平安夜的日子來到人世。在家中我排行老四，上面有大哥、二位姐姐，下有一位弟弟。在傳統閩南社會，母親生了大哥之後，還希望家中再添一位男丁，嚴格而言，是因為等待弟弟而有了我。在我出世落地的那一刻，母親可能是最失望的，因為不能順遂完成添丁的盼望。但或許也是這樣，我自認為遺傳了母親的堅忍嚴肅和父親開朗豁達的人格特質，這兩個看似不容的性格，便成感性與理性時時在我內心交戰拔河。而後來成為史學工作者，對歷史事件的理性思考和感性移情，我覺得是領悟歷史很重要的兩把鑰匙。成長於山風海雨的花蓮，很自然地一度成為文藝青年，年輕時代寫的散文大概有二十餘篇，已不敢示人。現在雖然常看著枯燥的檔案，但各種文學傳記類的書籍仍是最令人感到心醉沉迷。

因為是年底出生，按照臺灣的學制，當年9月之後出生的小孩，必須和下一年度出生的同時就學。但是因為我從小太好動，在家老是闖禍，吵鬧不已，母親常說我最愛學馬戲團表演危險動作，更不用說我家門口的大榕樹被我造成一個溫暖的寄居小窩，常常爬到這棵大樹上「表演」。當時鄉下並無幼稚園，父親便將我帶到小學一年級班上寄讀。孰知寄讀後，功課太好，一年級結束後二年級開學了，父親天天把我從二年級教室拖回一年級，但是我就像偷跑上二壘的選手，怎願回到一壘，父親也對我無可奈何，所以我一路上學，從小學、國中、高中，又應屆考上大學，都是全班年齡最小的。我絕非資質聰穎，而是腦袋瓜發育略早，在家待不住，因為出身在鄉下，父親又是小學老師，沾了一點起跑較早的便宜。

對出生於花東縱谷的孩子，我的美國夢始於小學六年級美軍協防臺灣，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飛機——其實它不過是一架巨大聲響的螺旋槳運輸機降落在壽豐國小的操場上，不久美國大兵帶著牛肉罐頭和家父商借學校教室。現在回想這種感覺，有點像臺灣本土電影《蘋果的滋味》。如果有看過那部電影的話，就是那種感覺，美國對我來講就是一個The Fantasy，有一個幻想。由此展開了我對太平洋彼端美國的好奇，會研究中美關係，肇始於這樣最初的好奇心，而它也始終驅動著我不停向前窺探，而樂此不疲。

2018年6月，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前的Broken Chair廣場

不知是否跑在前頭的慣習，我好像什麼事都要提早完成。大四未畢業即訂婚，研究所一年級結婚，寫碩士論文的最後一年懷孕，碩士口試時老師們見著我大腹身孕，都很同情我，於是很順利畢業了。孩子出生後，做完月子，便跑去出版界工作。工作三年多，抱了金鼎獎最佳雜誌主編獎，不久，又覺得編輯工作總是為人作嫁（當時的文化出版環境有較多的言論限制，不如現在自由），沒有太多的成就感，於是毅然辭去工作，帶著上幼稚園的孩子，回到學院讀博士班。博士畢業，在臺北找不到工作，又帶著孩子投奔花蓮娘家，到花蓮師範學院任教。但是，在當時也得了一個好運氣，搭上末代取得博士學位就可擔任副教授的順風車。教書第五年，完成一本學術專書，在2001年順利升等為正教授。這些看似容易的事，其中當然也有不為人知的艱辛，特別是身為女性，要同時兼顧家庭、帶孩子和教學研究，肩上始終背著「三座大山」的壓力。或許將來可以寫一篇較長的「追憶似水年華」的文章，在此僅能像電影快轉一樣，稍稍提及。

在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墓旁，Mount Auburn Cemetery, Cambridge, U.S.A.

這些年來因為研究工作得以走訪世界主要國家的檔案館和大學圖書館，常常一個人拎著背包就行走天涯，當然我去的城市都是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查檔案之外，便是走訪博物館和音樂廳，還有各個埋藏歷史名人的教堂和墓園。歷史遺址的憑弔，更是不可或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穿越時空與古人相會歷史現場的樂趣，祗有心領而不能言傳。我曾經在東華大學《月眉書訊》寫過一篇〈世界圖書館走讀記〉，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此聯結。近年又走訪了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檔案館和數個大學圖書館，日後有機會再補遺。

日內瓦國際聯盟檔案館的閱覽證

我在花蓮任教二十年，直到2017年2月有機會到師大歷史系任教，成為系上最資淺的資深教授。朋友嘗問我為何想到臺北來？對於我自己的人生，這是極其奇妙的因緣，我很感恩一些幫助我的師友們。中年以後，學術傳承更貼近自己的內心，和研究生們的教學相長讓人看見讀書種子的希望。當然，少數研究生因種種因素而最後無法取得學位，對指導教授同有未完成的遺憾。人的一生在不同階段做不同的事情，我很少回頭看， done is done總有更多的盼望在前方，一再驅動著我逆光前行。一位我所敬愛的學術長輩現在每天仍筆耕不輟，實實在在做研究，甚至將寫作比喻為生活中的「玩具」，令人驚歎佩服不已！這位師長曾寄我一語，不要羨慕那些華麗衣冠，外在的事物都是虛名，Be yourself，但也千萬不要sell yourself short， 我將這些話與師大歷史系的同學們共勉！

吳翎君 2021. 11.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