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憧憬與他們引領的方向
方震華教授專訪
- 訪談／撰稿：韋彥廷（本系碩士班二年級）
- 訪談時間：2021.02.25
受訪者簡介：
方震華老師，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先後取得本校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宋史。
方老師成長於一個上班族家庭，父親曾在中華航空工作。他認為對父母那一代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勤儉持家和重視子女的教育。老師的哥哥畢業自臺大醫學系，老師本人則畢業自臺大歷史系。家人的支持是他能夠長期投身史學領域的最重要支柱。
讀歷史系的人
方老師在民國74年（1985）進入臺大歷史系就讀。那個年代，大家對唸人文學科常有將來找不到工作的印象。考上大學後到區公所兵役科辦緩徵時，服務人員看到資料，就隨口說唸歷史系將來工作很難找。這種壓力對現在歷史系所的學生可能也是如影隨形。曾有學生問過年時跟親戚見面的時候，要怎麼回答「讀歷史系要做什麼？」的問題。其實，歷史無所不在，我們都生活在歷史之中。人類認知世界、規劃未來，都是根據已知去設想未知。已發生的、人們已知道的事物，就是廣義的歷史知識，所以人就是生活在歷史之中。對每個人來說，歷史就像空氣一樣。
如果說歷史就像空氣一樣，歷史系的師生是怎樣的人呢？可以這樣說，若一般人吸一口空氣就可以生活，我們卻想吸兩百口，而且還要去分析我們「吸的」到底是什麼。但對一般人而言，歷史既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吸一口就好，不需要太認真的去對待它，依然可以過日子。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我們一直想知道人們所認知的世界為什麼是這樣形成的、人們如何認知世界、傳統怎麼影響現在、現在過去未來之間的互動是什麼。
歷史到底有沒有用的問題，對歷史研究者和歷史系師生來說大概也是一直存在的。歷史有沒有用？從某個角度來說，從古至今政治人物最喜歡利用歷史去合理化他們的作為，政治人物常操弄歷史來達到各種目的。就此而言，歷史是一個非常有用，甚至「太過有用」的學科。政治之外，歷史知識用於商業、投資的例子也很多。
那麼，歷史系的學生畢業後要如何面對就業問題？方老師認為學生在學期間就要把基礎打好。面對多變的世界，沒有人能替自己準確規劃未來的發展，所以解決方法就是回到最基礎的能力。學歷史的人最基礎的能力就是說與寫。我們提出的內容要能吸引讀者的關鍵，就在於擁有足夠的學識、清楚的邏輯、良好的表達與組織能力。如果具備這些能力，那就看個人要如何運用。無論是大眾書寫、專業史家、政治人物，或是改行創業，都不外乎這些能力。若是想往創業發展，有了好的組織與表達能力，再去學相關的專業知識，不就是一個好的領袖最基本的素養嗎？
求學與教職
方老師從小就對歷史故事很有興趣，接觸到《三國演義》、《古文觀止》等中國傳統古籍，大概在中學階段就決定要唸歷史。高中時讀社會組，考大學則以臺大歷史系為第一志願。進入大學以後就打算將來要讀博士，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工作。大四考研究所時，他報了臺大、師大和政大三所學校。臺大先考，因為有些問題不太會寫，所以考完後覺得自己考不上。後來去考師大，考完覺得自己有機會，所以就沒去考政大，最後的結果也是這樣。考上師大以後就面臨了要先當兵還是去讀碩士的抉擇。有些同學就決定考上後先保留學籍去當兵。
方老師臺大畢業時在校留影
那時，曾祥和老師長期在臺大歷史系兼課。因為方老師曾修過她的西洋史名著選讀，所以就去跟曾老師討論。透過曾老師的聯繫，他到師大向助教稍作詢問。助教說我們師大的研究所是很自由的，你想要找校外的老師我們都會盡量幫忙，不一定要找本系的老師指導。民國78年（1989）方老師進師大時是由鄧元忠先生擔任所長。鄧所長說，如果你們希望找哪一位先生來教書，我們都可以盡量幫大家去協調。那時師大碩士班優於其他的大學的第一點就是自由開放。
當時讀研究所不用繳學費，並可得到政府的補助。成績第一名是每個月12,000元，其他人則是5,000元。但民國78年開始，政府規定研究生不能無條件取得這些補助，要為系上做一點事。因此，臺大自那時開始推行TA制度，讓碩博士班的學生到課堂上跟課擔任助教。可是當時師大沒有這樣的制度，碩士生一個學期至所辦公室值班兩次，大部分都是坐著看自己的書。不過，因為修業年限的規定，補助只能領兩年。但通常人文學科的碩士常常要讀三年以上，所以對一些同學而言，研究所讀到第三年就會變得很辛苦。幸運的是，因為方老師的父母都非常支持他，在大學和研究所都不需要打工，所以能夠心無旁騖地念書。
讀碩士班的時候，方老師就想要研究宋史，曾祥和老師便介紹他與劉子健老師通信。那時劉老師已經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退休，通信很順利，劉老師也建議方老師去找黃寬重老師。當時，黃老師是中研院史語所的研究員兼副所長。稍作討論後，黃老師就答應指導方老師，也到師大教了一學期的課。方老師碩二的時候，黃老師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當訪問學者，請他把論文除了寄到美國外，也請梁庚堯老師看。兩位老師對論文都看得非常仔細，也協助進行許多修改和討論。黃老師改在紙上，從美國寄回來，梁老師則是當面討論要怎麼寫。兩位老師都很仔細，從如何引用材料到標點符號的各種問題全部都教。方老師寫論文的一年，因為剛好是師大碩士班取消學科考的第一屆，所以就只要寫論文，讀了三年就很順利地畢業。
方老師師大碩士照
畢業以後，方老師當了兩年步兵預官。先去鳳山步校受訓；再抽籤抽到金門，在那裡待了一年半。那時他就決定碩士讀完要去美國念書。因為臺灣是一個小的學術圈，我們能夠學到的東西相對來說是比較有限的，而且臺灣學界的史料傾向比較強，著重實證主義。相對而言，美國比較重視理論、討論大問題，所以他覺得自己可能需要到另一個學術社群接受一些新的刺激。在金門當兵時不能去考托福、GRE，所以到退伍以後他才真正開始準備申請研究所。黃寬重老師幫方老師介紹戴仁柱（Richard Davis）老師。因為方老師的碩士論文研究南宋晚期的邊防，跟戴老師正在寫的第二本書《山下有風：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危機》（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領域非常接近，所以順利地得到布朗大學的博士入學資格，在1995年進入布朗大學就讀。
2001年6月方老師自博士班畢業，從美國搭飛機回來的第二天就到南投的暨南國際大學面試，同年8月成為專任助理教授。2000年前後，因為有許多新的歷史系成立（臺北大學、暨南大學、東華大學等），還有一些學校的改制擴張（嘉義大學史地系等），再加上原有的歷史系有些老師退休，歷史博士有很多工作機會。2000、2001年大概有十幾個學校、機構在徵人。他在2002年申請臺大教職獲錄用，一直任教到現在。
儘管方老師是臺灣高教擴張的直接受益者，但隨後也要承受擴張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像是薪資的長期停滯、學生素質的改變、學術競爭加劇，以及升等規定的嚴苛等等，所以事情發展總是有利有弊。方老師也跟一些新科的博士說，不要羨慕一畢業就找到工作的人，那是非常辛苦的，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博士論文交出去，接下來就開始寫課綱、講稿，然後投稿。教書前兩年根本沒有時間做研究，每天都在寫上課的講稿。
對剛教學的博士而言，上課第一個小時就把所有準備的東西都講完、不知道下個小時要怎麼辦，是很常見的問題。當時從國外回來的博士雖然在國外當過助教，但那種經驗跟臺灣的助教不太一樣，所以無法累積教課的材料，就算有也都是外文的，不易在臺灣用。像是臺大、師大畢業的博士，在讀博士班的時候就當兼任講師，所以他們一開始不會那麼慘。方老師剛到臺大時，要教四到五個班的外系必修歷史課，每個學期要批改的期中、期末考卷也有兩、三百份。但二十年之間，臺灣歷史系的狀況的變化很大，例如：以前要夠資深、夠份量的老師才能教系上的必修課，現在卻是系主任費很大心力去請老師教必修課。
軍事史與文武關係
在臺灣，談軍事史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從某個角度來說，臺灣的史學分類裡是沒有軍事史的。一位老師如果要申請科技部計畫，歷史學門專長表單中並沒有「軍事史」的選項。臺灣的軍事史絕大多數是在軍事院校，（一般）大學的課程裡也很難看到軍事史。
方老師很多的研究都跟軍事議題相關。因為小時候讀了很多《三國演義》、邊塞詩之類的作品，所以他對戰爭曾有過一些浪漫的憧憬。讀小學時，他曾經一度幻想去讀軍校、當軍官。後來因為小學五年級時就因為看太多小說，變成近視眼，所以不能進軍校。可是對軍事還是很有興趣，所以喜歡去看兵器、戰爭史。他後來找黃寬重老師指導，也是因為黃老師當時在進行一些跟軍隊相關的研究。後來才知道幼年時對戰爭的一些幻想都是錯的。戰爭一點都不浪漫，是非常殘忍的。後來真正去當兵時也覺得自己的體能、體力不好，其實根本不適合當兵。
雖然方老師很多研究都跟軍事有關係，但也不一定可以歸類到（傳統）軍事史的領域，有一些比較偏政治史或思想史。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研究文武關係，便與材料的限制有關。研究中國古代史時，因為留下紀錄的都是文人，武人很少留下直接的紀錄，所以基本上是研究文人眼中的武人，而不是真正的武人；是文人怎麼去看武人、文人怎樣看待戰爭。因此，與其說是在研究軍事史，不如說是在研究文武關係。這就是為什麼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從唐到宋的文武關係的變化。
方老師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中國軍事史學會（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Society）剛成立。這個學會的創辦人是David Graff （葛德威），老師當時就跟他有過不少交流。Graff研究的是唐代的戰爭，他畢業以後找工作非常辛苦。方老師畢業前，Graff就跟他說，以後千萬不要跟別人說你研究軍事史，你要說你研究的是文化史；你不要說你研究的是戰爭，你要說你研究的是暴力（violence）。軍事史作為歷史學邊緣領域的狀況大概是這樣，不只是在臺灣，美國也是如此。
當時另外一個跟方老師接觸很密切的學者是Peter Lorge （龍沛）。他研究的是軍事史，畢業後也找不太到工作。後來，Lorge曾經到臺灣擔任博士後研究。他也跟方老師提到在美國，軍事史是很邊緣的這些問題。方老師認為他自己探討的文武關係是中文學界都很重視、很熟悉的課題，所以比較不那麼疏離，但還是常常被認為是研究軍事的。
方老師認為，透過服兵役而獲得的實際軍事相關經驗，可能會對一些問題有不一樣的看法。對於軍事學和軍事史作為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則是見仁見智。例如，曾瑞龍（1960-2003）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宋代軍事史的研究者。曾老師在亞利桑納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學到很多跟戰略有關的知識，所以他喜歡談戰略、從戰略角度分析宋代的軍事議題。不過他43歲就因病過世，後來很少人像他那樣看宋代的戰爭與軍事問題。
方老師認為研究軍事史也許不一定對戰略學有什麼特別的素養，但要對戰爭的實際狀況有所理解。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知識，寫出來的軍事史就會變得很奇怪。例如：曾有學者討論南宋的亡國時，認為與南宋的邊防佈置失策有關。如果沒有那些缺陷的話，宋軍在襄陽失守以後應該要據守鄂州，鄂州失守後再守江州，江州失守後守建康，不至於讓元軍長驅直入，一敗塗地。如果從地理上看，可能會覺得這樣的確如此，可是你真的知道戰爭的話，就會知道當戰敗一方的主戰兵力被敵人殲滅後，對手必定會長驅直入。因為重點不是有多少個城池可以防禦，而是有沒有足夠的兵力去抵抗。因此，研究軍事史還是要先對戰爭有所理解，不管是什麼時代、中國的或西方的戰爭。
另一個學者曾經問方老師，為什麼蒙哥汗要帶領大軍去攻釣魚城這個位於江邊山上的據點。釣魚城蓋在山上，面積並不大，但蒙古軍從山下仰攻，一直打不下來，結果最後只好退兵？方老師告訴他，從地理形勢上來看，可能覺得釣魚城不重要。但是，若去想像實際的戰爭，如果這個城裡駐紮的宋軍具有相當的戰鬥力，蒙古軍不敢繞此城也就不難理解了。如果蒙古軍棄釣魚城不攻，繼續前進，宋軍突然從城中從他們的背後發動攻擊，蒙古軍不是很危險嗎？別人也許會問這樣的說法有什麼證據？其實真的沒有證據，上面的說法都是想像出來的。蒙哥從來沒有解釋說他為什麼要頓兵於釣魚城下，南宋方面的資料也沒有解釋過原因。這就是作為歷史研究者要有的想像力和分析能力，因為資料不會提到這些事情。不幸地，古代中國的資料在軍事上很少講細節，多半都只講結果，就是什麼時候發生戰爭、誰勝誰敗，死亡人數也不可靠。要對戰爭的本質和過程有所了解，就要去看近現代的戰爭史，因為它們會傳達出很多細節。中國古代戰爭那些簡要的紀錄常常讓人無法理解為何戰爭如此發展，因為留下這些紀錄的文人自己也不太懂戰爭，所以他們可能先道聽途說，再加上一些自己渲染的想像，然後就把它寫成那個樣子。
學報編輯委員
方老師從2004年，開始擔任《臺大歷史學報》的編輯委員。後來也擔任過《新史學》、《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等期刊的編輯委員，這對他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擔任期刊編輯委員之後，要經常接觸其他人的文稿、審查意見，而且編委們也會討論一篇文章到底好不好，這對一個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來說是很大的收穫。例如，有一次編委會開會，蒲慕州老師看到一份文稿的標題是「從⋯⋯談起」，就說這個標題不好，需要修改。因為「談起」一詞通常是演講使用的標題，不應用於論文標題上。
另一方面，擔任編委就可以了解論文從審查、編輯到出版的流程，也就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如何被對待。編委當久了，就會知道多數審查人不是出於惡意批評你，而是根據他的想法提出一些建議。好的編委則可以分辨審查意見裡的一些偏見、非事實或不公允的地方，如果你碰到好的審查人和好的編委會，你大概就不會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就不會產生一些負面情緒。
每個人都有可能被退稿，那被退稿的時候要怎麼面對呢？方老師覺得參與編務能讓自己心平氣和地面對這些不同的意見。學術上有不同的見解是很正常的，不要把別人不同的學術意見都當成是人身攻擊。不過，審查人本身的態度也很重要。Beth Luey是一位美國非常有名的資深期刊編輯，她在《學術寫作與出版：從期刊文章、專書、教科書到大眾書》（Handbook for Academic Authors）一書中，提到：「一個審查人唯一不該問的是：如果由我來寫這篇文章，我會這樣寫嗎？」也就是說，審查人不能把自己當成作者，認為這個題目應該要這樣寫，所以這篇文章作者那樣寫就是錯的，就要把它退稿。這是不對的，你要尊重作者的學術選擇，你可以不同意作者要談的問題和他用的研究方法，可是你不能說我覺得這個題目應該要怎麼做，所以作者就應該這麼做。
方老師以前擔任《新史學》和《臺大歷史學報》編委的時候，他們要實際參與編務，編輯文稿。有些文章不通順，要幫忙潤飾；有些文章標題取得不好，要幫作者下標題。但是，幫期刊改文章也是很兩難的事。有些作者願意虛心接受，但也有些作者會覺得不高興，認為我那麼好的文筆被你改成這樣，而不會感謝編輯讓你減少了多少錯誤。
雖然擔任期刊的編委花了很多心力，但促使自己接觸各個不同領域的文章，也使方老師受益良多。因為編期刊時不是只有中國史，也要編世界史和臺灣史的文章。後來方老師去教研究所的研究方法課程，大概也跟這種經歷有些關係。在研究所教必修課，學生的各種題目都要能應付。在當編委的時候已經習慣去看不同領域的文章，也大概知道各個領域有哪些重要的學者。
關於出國留學
關於出國留學，方老師認為不管同學想去哪裡，語言都是最重要的。語言能力需要長期培養，上英文補習班並不表示你對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可以有效提升。因此，如果立志要出國，平常就要多讀、多聽、多寫。出國後最難面對的是「寫」。在臺灣，我們很少練習英文寫作，偏偏學術論文的標準是非常高的。大部分人文學科留學生的論文都要一改再改。方老師的博士論文，每章完成後先請一位學弟幫忙修改了，再由戴老師改一遍，全本寫完以後再看一遍。在文字修訂上花了非常多力氣，才讓論文得到比較好的結果。學術寫作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從每個角度上都是很挫折的，永遠都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在臺灣，如果要出版英文學術著作，我們還是要請美國人協助潤稿才能出版，這是使用非母語的困難。
另一個出國留學要注意的是人際關係，也就是怎麼去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學習。方老師覺得自己其實不太會社交，所以在這部分比較不好，可是因為他的老師們都對他很好，在畢業後老師變成好朋友，反而跟同學沒有再聯絡，是有點可惜的。
在美國，博士生的背景不太一樣。通常臺灣學生去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大概會先拿一個碩士學位，所以我們在研究上會比一般的美國學生有基礎。美國有些博士生是在大學畢業後直接攻讀，他們雖然有語言上的優勢，但在研究上的表現不一定比我們強，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在讀碩士班時要寫碩士論文，做過很扎實的實證研究，所以我們處理資料的能力是比較好的。就算語言能力不足，在高淘汰率下還是可以存活。與臺灣的研究所鮮少淘汰學生相比，美國的研究所相對嚴格，學科考沒通過就會被淘汰，這一點是臺灣與美國研究所之間很明顯的差異。
以學科考來說，有的研究所科目比較多，有的比較少。再從外語來看，不同學校（研究所）要求修多少外語課、通過多少外語考試的規定也不太一樣。有時候，這也牽涉到歷史系或東亞系的差異。因此，出國前對自己想讀的研究所要有比較清楚的理解，而不是只看學校。一味追求名校，沒有什麼特別的必要。
方老師與訪談同學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