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清朝與準噶爾戰爭進入尾聲，喀爾喀—土謝圖汗部秩序日趨穩定，申請理藩院部票到恰克圖貿易的民人也變多了。清朝為維持蒙古封禁隔離政策，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起，飭令庫倫商民事務衙門管理民人，發給貿易小票、地票，掌握他們在土謝圖汗部的行蹤。最初民人在土謝圖汗部境內庫倫至恰克圖十二臺站附近，沿著道路搭蓋房舍，種植小麥，孳養牲畜，儲存貨物，與蒙古人賒銷貿易。民人墾殖的足跡遍及哈拉河、鄂爾坤河、色楞格河流域，侵佔蒙古游牧地的事件也隨之頻傳，導致民、蒙關係日趨緊張。自嘉慶八年（1803）起，清朝逐年限縮種地人數與種地區域，只准民人設帳貿易，不准蓋房長住，並嚴格查緝無票民人，以保護喀爾喀游牧風俗。光緒年間，俄羅斯染指喀爾喀，清朝重新開放民人至土謝圖汗各旗種地。民人重回哈拉河、鄂爾坤河、色楞格河流域開墾。由於這些區域長期封禁、隔離，開發比較晚，當地蒙古人受到民人經濟影響甚多，甚至被迫改變游牧生活，學習貿易、種地。其次，庫倫商民事務衙門為增加收入，向民人收取查地陋規銀，加重民人負擔，降低民人墾地意願；土謝圖汗各旗也不願意清朝籌辦清墾局，為墾地政策打上折扣。再者，土謝圖汗部連年旱災、暴雪，牲畜大量死亡，蒙古人生活更加貧困，以致民、蒙糾紛頻仍。有些扎薩克、喇嘛認為清朝未善盡保護喀爾喀游牧風俗之責，轉而尋求俄羅斯，支持喀爾喀獨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