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北宋前期的圖經繼承隋唐圖經的傳統，仍屬政府檔案，主要以抄本形式保存於政府機構中。遲至北宋中期開始，圖經開始出現一些新變化，包括作者身分的出現（包括平民士人也開始以圖經作者身分出現）、作者寫序說明編纂緣由、以及編者會抄錄一份藏於家中以作為日後與其他士人的交遊之資等。約自1080年代開始，圖經開始被刊印出版，導致其預設讀者從少數地方官員與少數有機緣的士人， 擴大到全國範圍的官員與士人， 圖經的名稱也逐漸轉變為方志。隨之而來的另一變化，是地方長官也開始對成為方志作者感到高度興趣，因為他們注意到可以利用方志的出版，來向全國範圍的讀者宣傳其兩種身分：幹練的政府官員與有文化修養的儒家士人。方志在此時發生這些變化，應與當時士人數量的大量增加有關。由於薦舉在宋代升遷制度中對於改官的重要性，士人之間的人際交流與社會網絡發揮了重要功能，方志的出版正好可以作為編者在廣大官員與士人社群間， 建立潛在社會網絡的方法之一。1170 年代以後，編者以外的地方士人，也開始利用方志人物傳，向全國官員與士人宣傳以特定群體為主的地方士人形象。大約自1190年代開始，地方官員也發現，在方志成為出版品之後，除了作為方志作者的身分之外，他們還可以利用方志記錄其具體事蹟，更精確地形塑自身作為幹練官員與儒家士人的形象，這種作法在1220年至1260年間達到高峰。宋代方志的演變過程中，方志不斷被加入新的功能，但舊功能始終保存，新功能乃是以層累疊加的方式套疊在方志之上，並始終保持作為提供政府官員施政依據的政府檔案之最初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