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本文旨在研究，中古男性文化菁英如何透過性別意識、國家意識形態、以及漢族中心主義等文化偏見，去觀看女性，以及中古男人如何受到這種觀看女人方式的影響去為婦女立傳。因此他們所製作出的婦女傳記文本是一種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tion）的工作成果。本文究心的不是中古時代婦女的實情（practice），而是中古時代婦女的意象（image），而這樣的中古婦女意象正是構成國人對於中古婦女認識的集體記憶。因此，本文在課題上，是一種文化想像的探討。本文在方法設計上，係針對四種不同史料進行相應的解讀：第二章的兩節所依據的史料是國家史官為婦女立傳時在取材上取捨痕跡明顯者；第三章第一節所用的史料是國家史官特別選載愛國婦女事跡，這樣的文本背後負載有文化意涵的信息者，同章第二節所用的史料是國家史官根據前代文本進行改寫者；第四章的三節所據以研究的史料是國家史官在取材上其取捨痕跡隱晦者。本文在結構上，第二、三兩章的研究側重後代國家如何基於文化觀點看待前代史事，而第四章則將研究重點轉移到從古代歷史建構文本中挖掘史事的文化意義。結論上，本文發現中古的婦女史書寫在敘事重心上都將婦女擺置在性暴力邊緣、以及孀居生活的成就這兩方面；男性作家在為婦女立傳上，對一般婦女常態生活沒有興趣，他們所寫的女性傳記主屬於特例中的特例。史官的工作是一種自甘為國家意識傳聲筒的工作，在為女性立傳上無意識中往將國土比喻成女人身體的主題方面發展。而與婦女傳記材料有關的旌表制，是一種強化國家主導的性別論述的制度體現，於此，從漢到北魏正代表這方面的強化。此外，本文最有趣的發現之一是，施行性暴力的男性如果是非漢民族成員的話，則作家關心的不是受害婦女死亡的真相，而是趁機製造一些婦女史的文本，使符合漢族中心論的大敘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