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鴻魯爾大學訪學與「EAF未來」計劃分享（上）
本文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吳翎君教授於2024年5月24日至6月14日在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的訪學記。文中詳細介紹了波鴻魯爾大學正在推動的「東亞未來」（EAF）計劃。該計劃非常敏銳地察覺到跨學科的研究趨勢將引領未來，這將對人文社會科學帶來一種新的機遇，也可能預見了長時段歷史學的復甦。「東亞未來」計劃的第二年博士生招募，預計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之間開放申請，錄取者將可獲得四年全額獎學金。本文分上下兩期刊出（2024年8月和10月）刊出。
2024年5月24日，經過長途飛行後到達法蘭克福機場，再轉德鐵ICE高速快車，來到此行目的地魯爾區小城波鴻（Bochum）。在波鴻車站才下月臺，令人驚喜的是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ät Bochum,RUB）漢學系主任莫克莉教授（Christine Moll-Murata）已在月臺等我，她趨車帶我去大學的國際學舍安頓下來。我和莫教授初識於十年前一場研討會，但中間未有聯繫，前幾年疫情之中召開的線上歐洲漢學會議，莫教授是我們那個場次的主持人和討論人。莫教授以研究明清時期的手工業、商品和行會而聞名，近年來她主持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院的大型研究計劃，對東亞史的研究議題頗有獨到的開拓眼光。莫教授同時也是該校臺灣研究小組主任，2019年起台灣教育部與該校合作，開設台灣研究講座，邀請台灣學者講學並提供台灣歷史文化的課程。本系林欣宜老師便受邀擔任台灣研究之講座。一些讀者可能還讀過莫教授為《1898．福爾摩沙踏查：德國旅人阿道夫．費實的臺灣漫遊手記》（聯經，2004）一書寫的導讀，這本書是德國工業鋸子阿道夫．費實（Adolf Fischer, 1856-1914）在十九世紀末到台灣遊歷的見聞，此人後來在德國科隆創辦了東亞藝術博物館，也是歐洲第一座有體系的東亞藝術博物館。
深具眼光和挑戰的「EAF未來」大型研究計劃
此行任務是參與莫教授主持的「EAF未來」計劃（East Asian Futures: Visions and Realizations on National, Trans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s，東亞的未來：國家、跨地區和全球範圍內的願景與現實）。這是由波鴻魯爾大學和埃森杜伊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Duisburg Essen）兩所大學東亞學院合作的德國國家研究型計劃（GRK 2833）。該計劃的核心成員是七名博士生，他們將在獲得四年全額獎學金的資助下撰寫論文。德國研究基金會（DFG）還提供了一筆資助，用於邀請國外資深學者擔任墨卡托教授（Mercator Professor），協助博士生的研究論題發展，並拓展年輕學者的知識和學術網路。這一研究計劃的目標在於開發並應用未來概念的分析模型，將人文學科（歷史、語言學、文字學、宗教研究）的研究與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研究互為補充。重點大致有：（1）語言、宗教和意識形態，（2）自我和社會，（3）資源和技術，以及（4）主權和治理。研究重點是 1850 年至今的長時段進程中，早期的知識遺產對東亞國家和政體（中國、日本、韓國和臺灣）相互之間的影響，及其與世界的關係，並探索這一演變過程中的未來預測。此一計劃的詳細介紹，可參看以下網址：https://east-asian-futures.de/introduction/
歷史是連接過去、現在，並通往未來的一個橋樑，我認為這一研究計劃對「未來」議題的開拓，具有很大的潛力。台灣目前似還看不到這一塊，除了王汎森院士曾有一文談到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概念，可謂洞燭機先。然而，除了思想史方面，「未來」議題可以涵蓋的範疇很大，予人無限的想像空間。這一計劃以「東亞未來」為主體，結合社會學和人文學科，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院較多參與的是漢學、宗教、東亞歷史和人文藝術，而合作學校的杜伊斯堡大學並沒有漢學系，教師群則以研究東亞區域的當代社會政治科學為主體。因此這一計劃的特性是將兩所學校的優點，融入跨領域合作和學科的互補。在台灣近年的研究趨勢雖也強調跨領域，意識到歷史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理論之間的交叉辯證有利於擦出思想的火花，但要進行一個團隊計劃招募一群博士生和博士後，將它們納入「跨領域」學科訓練，以此建立一套培訓機制，包括聽課、演講、討論活動和工作坊等，則的確是很新穎的協作方式。
在參與七位博士生發表研究計劃的預演（Rehearsal）後，我覺得「東亞未來」計劃正創造一種新的學科對話之可能性，從長時段的歷史特性，開闢了東亞地區研究的新領域，以宏觀區域視角，找出結合過去到現在和通往未來的核心鏈。跨領域的研究取徑，這些年在台灣也頗受關注，它並不意味著自己學科的方法不受到重視，而是大家正在摸索一種更可信任和可以操作的跨領域方法。做為歷史學工作者，個人覺得學科本身的方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何提出一個好的問題，它還是必須將「問題」置於時代的時間和空間意識中才能問出對當下和未來都有意義的議題。如我們所知，社會科學往往擅於提問和建構一套知識論，「問題意識」和知識論往往是社會科學的強項，而歷史學者擅於處理材料，但往往不能處理「知識論」的核心問題。我們常看到一些歷史論文寫得平鋪直敘，用了很多材料，但沒有提出好問題。當然歷史學方法的訓練非常強調言必有據的嚴謹度，特別是「好問題」必須從材料上獲得解答，而又不為材料所綑綁。若能找出藏在理論細節中的魔鬼、驗證與理論相左的歷史成果或是開展有意義的對話，更是學術上的巨大挑戰。歷史學者很重視「時間」和「空間」兩個座標的流轉，及其流轉變化中的詮釋。在參與「東亞未來」這一計劃後，我覺得長時段歷史的史觀和細緻敏銳的個案思考，可能是未來史學工作者要重新思考的，樂觀地說，它或許將是未來可以翻轉略顯低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更可能注入一股清新之流。
「EAF未來」計劃的博士培訓、波鴻──杜伊斯堡的跨校合作、Mercator Professor的助攻
第一波招募的七名博士生當中，共有三位同學的研究與歷史學最為相關，另外四位博士生則來自社會科學領域。歷史學方面，第一位是曾就讀臺灣師大歷史所博士班的黃寶雯，研究方向是「會計與未來預期：臺灣的海關政策與實踐」（Accounting and Future Anticipation: Custom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aiwan, 1850-1990）。第二位吳銘峰是師大東亞所碩士，他的博士論文方向是：「儒佛對話與現代中國佛教面對世俗未來的思考」（The Confucian-Buddhist Dialogue and Modern Chinese Buddhist’s thought for Engaging the Secular Future）。第三位是來自中國武漢大學具有工程師背景的龔步雲，他的博士論文方向為「民國時期中國的科學管理：如何規劃未來」（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How the Future is Made Plannable）。從歷史學專業來輔助這三位博士生也是我此行做為Mercator fellow and guest professor 主要任務之一。這一研究計劃的學術演講和活動仍以英文為主，但是到德國留學，當以能學習德文為最佳，始能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情境，並深入體會不同國家和民族看待事物的理解方式。博士後的Anna-Maria Rau曾來師大音樂系短期學習，此行她曾協助我一些生活瑣事，令我驚訝的是Anna在大學部講授中國古典文獻的解讀，她在「EAF未來」計劃中探索的是「中國現代音樂與民族」（Modern Chinese Music and the Nation）。來自杜伊斯堡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生，他們研究的題目也很有潛力和創意，例如：韓國未婚母親社會話語的轉變與建構（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Discourse on Unmarried Mothers in South Korea）、韓國的本體論不安全感及其與日本的關係（Ontological Insecurity in South Korea and its Relations to Japan）、東亞文化政策的未來──後殖民視角下的古典音樂論述（The Future of Cultural Policy in East Asia – the Discourse on Classical Music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起源〉（The Genesis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等議題，我之所以寫下這些議題項目，是希望讀者可以瞭解「EAF未來」計劃具有人文社會科學的跨界特質，以及這些題旨富有的「未來性」。
從學術發展而言，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院創立於1965年，已建立一套紮實訓練學生的學術傳統，囊括了日本、朝鮮、東亞政治、宗教文化和語言的不少學者專家。此行的6月7日剛好趕上杜伊斯堡東亞學院成立三十週年的活動，在莫教授的邀請之下，我參加了杜伊斯堡東亞研究院成立30週年的活動。但因全程都用德文致詞，儘管莫克莉教授時而善意地側耳解說，但第一場演講結束我擔心讓莫教授分心，便和她提示我先悄然離開。印象深刻的是談論亞太地區到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和經濟時，台灣和兩岸關係的情勢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如前面言，杜伊斯堡東亞學院並無漢學系和中國史方面的專家，所以「東亞未來」研究計劃團隊是融合了兩校人文和社會科學，由莫教授擔任主持人，杜伊斯堡專長東亞經濟的 Markus Taube 教授則是計劃共同主持人，而後者同時是杜伊斯堡──埃森大學 IN-EAST 研究院院長。
「東亞未來」受訓的七位博士生和博士後，除了指導教授，第二指導教授往往來自不同學科專長，計劃中的 Mercator professor 則肩負博士生的專家諮詢，並拓展博士生的人際網絡。在莫克莉教授安排下，6月11日「東亞未來」計劃的 Mercator Fellows 首次見面。來自維吉尼亞大學榮退教授吳本立（Brantly Womack），以及在 UBC 任教的林恩教授（Hyung-Gu Lynn, AECL/KEPCO Chair in Korean Research），由於這兩位學者「駐點」杜伊斯堡，因此莫教授精心安排在距兩城市的中間站──埃森火車站附近午餐。吳本立教授是研究國際事務、當代中國及其對外關係的著名學者，林恩教授的研究重點是韓國和日本，時間跨度從十九世紀晚期至今，而我主要專長是研究十九到二十世紀的中美關係，大家的共同研究興趣都和東亞政治文化密切相關。席間大家輕鬆聊著自己名字的趣事，Brantly 說他的中文名字「吳本立」和他的英文名字並不相稱，但他喜歡「無本而立」，意味著他在中國做生意不用本錢。Lynn 說「林」非他的韓國家族名，而他雖在 UBC 教書，家人卻多住在紐約，大多時間都在飛行。我說我英文名字的 Lin Chun 常被以為是 Lin 教授。莫教授則說她的姓氏 Murata，是因她的先生是日本人而冠上夫姓。早在今年3月，莫教授訪台時已告知她的另一半日本先生對台灣民主教父彭明敏非常著迷。當時她急著找國史館出版的《宗像隆幸與彭明敏往來書信集》，笑說此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務必帶回這本書。吳本立教授提出「非對稱關係」（Asymmetry）的理論應用於國際關係，意指世界秩序中的實力懸殊的大小國家決定了國際關係，如何管理多節（multinodal）世界裡的非對稱關係將決定於「權力」發揮的作用。以超強霸權國家而言，他認為台海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可能介入，但美國人打的會是有限戰爭（A Limited War），這是如同他研究美國介入國共內戰與越戰的想法。6月7日他在杜伊斯堡的一場演講，我剛好也躬逢其盛，當日是 D-day 諾曼地登陸紀念的次日，他用 D-day 的概念來談兩岸的關鍵時刻將是死傷慘重的代價，這是誰都不願看到的結果。還有一位 Mercator professor 是東京大學的林香里（Kaori Hayashi）教授，專長日本和東亞的新聞學和媒體傳播，但她因為身兼東京大學副校長的學術行政工作，無法在六月前來。
做為客座教授，我有二場演講安排在6月4日和5日，一場題為“Discovering History through Arch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iwan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and Taiwanese History”（從檔案發現歷史：台灣收藏的中國近代史和台灣史資料簡介），提供研究生如何利用台灣檔案，並分享我遊走世界各地檔案館的心得。另一場則是我自己研究中美關係的專業“China and United States: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Networks, 1914-1941”。 演講後，莫教授和同學們數次用敲桌子表示對講者的熱烈感謝；後來在博士生的預演練，大家也以敲桌子來回報同學們精彩的發言。這是我第一次體會了德國課堂上「學術敲桌」（Akademisches Klopfen）的感謝方式，而不用拍手鼓掌，頗感振奮和新奇。（未完待續）
圖說：2024年6月4日，作者演講後與「EAF未來」計劃博士生和博士後合影
吳翎君 2024. 07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