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閩南涉臺碑銘與民間社會網絡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蔡孟君

　　鄭莉教授為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在演講一開始，鄭教授首先提及了華南學派，但何為華南學派？它是中國史學界的一個學術流派，其學術傳統根植於中山大學的「眼光向下」與跨學科的傳統，並師承傅衣凌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領域的理論方法。該學派並非自封，而是他稱，其名稱源自於1980年代初以來，學術界對一群在華南地區從事相關研究學者的稱呼。學派著重田野調查，強調利用民間文獻進行歷史研究，其研究核心關注國家體制在地方社會的實踐過程，從地方社會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以民俗相立正史，以民間文獻正史，以實物碑刻正史」，要學會讀地方上的文獻。核心方法論是歷史學與人類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地域已從華南擴展到江西、廣西、雲南、貴州乃至華北、西北等地，研究領域涉及區域經濟史、社會史、宗教史、財政史等，並開拓了海洋史等新議題。

　　廈門與臺灣隔著海峽相望，人員、物資、信仰往來的密度在整個閩南文化圈裡都是最高的。厦臺關係一直是閩臺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組關係。鄭教授雖然任教於廈門大學，對廈門的了解也不輸本地人，但鄭教授卻並非福建廈門的本地人，而是福建莆田人。雖然莆田這個城市的知名度在福建省中並不像廈門那樣如此而熟能詳，但莆田卻是我們臺灣現今在宗教祭祀下，最大、最多人祭祀、最知名的「媽祖」的故鄉，是海上和名女人媽祖的誕生地。最後，鄭教授的研究出發點在於無論從求學任教的廈門，還是出生成長的莆田來看，教授的生命經驗本身就處在閩臺社會網絡的交點上。鄭教授參與了《漳州碑刻》的編輯，過目了成百上千通的碑文後，產生一個念頭：能不能利用碑刻來做研究？於是鄭教授開始陸續在泉州、漳州、廈門各縣市做碑銘田野調查，很快地發現一個規律，幾乎每一通清代重修碑的捐款名單裡都有「臺灣」二字，如「臺灣提捐」、「臺南三郊仝捐」、「臺灣庠生某某」。「臺灣」不是個別、偶然的出現，而是系統地存在，閩南鄉村公共建設的相當一部份資金來自海峽對岸，這在以往的閩南地方研究裡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為什麼用碑銘？三個不可替代的特徵。公開性，碑立在祠堂、廟宇、寺院等公共空間，碑文就是寫給所有族眾與信眾看的，這等同於一份公開張貼的契約。永久性，石刻不像紙本文書一般會朽壞散佚，「勒石永志」本身就是當事人追求的效果，希望捐資與規約可以世世代代的傳承下去。垂範性，人名、金額、地名、經手人，精確到「分」「厘」，讀碑銘的捐款名單，就是在讀基層社會的「金融流水帳」與「組織通訊錄」。

　　從邊疆管控到建省：「內地化」的另一面。1684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平定臺灣，將其正式納入版圖，設福建省臺灣府，這二百年間，閩粵漢人大規模渡海，在臺灣重建與原鄉幾乎一模一樣的民間社會網絡，直到1885光緒十一年，臺灣建省，完成從邊疆管控到建立行省的「內地化」過程。過去我們所講的「內地化」往往著重朝廷從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但只看官方體志遠遠不足以理解清代臺灣的社會。碑銘材料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移民社會不是被動接受內地制度，而是主動複製並改造原鄉的組織形式，反過來向原鄉輸送資源。民間社會不是「被治理」的對象，而是治理得以實現的基礎。

　　家族網絡與祭祀公業的核心概念：散居宗族。什麼是散居宗族？族人散居於不同地區，地理上彼此隔絕，卻始終有共同的原鄉與家族認同。相對於傳統宗族的聚族而居，華南地區的散居宗族更具包容性。清代閩臺關係中，散居宗族尤其典型：返鄉祭祖；捐資修祠；購置蒸嘗田產，並把臺灣支派正式載入族譜。原鄉祠堂捐資名錄裡的「臺灣」身分標記，既確認個人社會地位，也讓臺灣分支在宗族體系中獲得正式承認。

　　跨海宗族網絡演變的四個階段。從個體官紳，文化優先、從個人到集體、制度化的財務管理、官紳權力的介入與轉化，這四個階段展現了所謂跨海宗族的網絡演變。典型的案例是施琅「平臺軍功」刻進宗祠，康熙二十八年《重建施氏宗祠碑記》把「澎湖、臺灣海隅底定，封靖海侯」與宗祠重建寫在同一個文本裡，展現了公域的政治成就，注入進私域的宗族記憶哩，軍事勝利的榮光，沉澱為祠堂中供奉的祖先德業。「為桑梓計」：朝廷的開疆拓土與家族的「光宗耀祖」結合為一。祠堂興廢呼應王朝政治：遷界令毀祠，平臺之後重建，成為清廷邊疆政策的縮影。與海外移民以南洋財富回饋鄉里同一邏輯，就是用外部的資源，提升家族在地方上的地位。

　　村舍神廟與「分靈」網絡。鄭教授在這裡呼應了前面的開場，說道教授自己的故鄉莆田，正是媽祖的故鄉，祖廟在湄洲，全臺不計其數的媽祖廟幾乎皆由此分靈。一尊神像，一爐香火渡過黑水溝，開枝散葉成千百座宮廟―這正是「分靈制度」最生動的寫照，之後鄭教授介紹神廟中的三類力量：官紳、士紳、商幫。官紳，政績與鄉望的交融。同安丙洲：「賜進士、臺灣安平鎮國榮捐壹百員」，以「裔孫」身分回鄉修廟修祠，鞏固宗族威望。士紳，筆墨間的信仰傳承。彰化生員林光夏為泉州通淮關嶽廟撰《關帝降神碑》，把臺南的靈驗事件刻在福建祖廟德石碑上，「昭靈赫，以悟世人」。商幫，信譽與地位的構建。「臺南三郊」以「仝捐」名義統一落款，制度化成為商幫公共參與的標記；「鹿港郊」更在泉州購置塔堂田租，充作歲修，這些就是商幫封原鄉公共建設的系統性投入。

　　佛教網絡：官員、商幫、士紳的共同參與。官員倡導，廈門南普陀寺。乾隆年間大修屢得臺灣支持，臺灣道覺羅四明捐銀二百元；「臺廈南郊金永順等捐銀肆佰大元」。商幫集體行動，安海龍山寺。臺灣數百座分靈龍山寺的祖庭，「臺郡泉郊公捐銀三十六員」，以「郊」為單位，定期向祖庭履行供養義務。士紳奉獻，金永順與鄭如蘭。商號金永順自乾隆三十七年起頻頻名列臺灣名碑捐款榜首；鄭如蘭（開臺進士鄭用錫之姪）捐銀南安飛瓦岩寺，延續家族與原鄉的文化認同。分靈須由祖庭僧侶主持，香灰、經卷、法牒帶回臺灣—兩岸募款甚至發展出專門的民間代理人。

　　最後「石頭不會說話，但它記得一切」。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還原過去，也是為了理解我們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