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六經皆史」的私見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黃鉦庭

　　李弘祺教授是耶魯大學歷史博士，曾任紐約市立大學（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歷史系教授與亞洲研究系主任，並在香港中文大學、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等校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李教授活躍於國際學術舞臺，曾受邀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發表論文或演講；以中、英、日、韓、德、義大利及西班牙文撰著及編輯書籍18本，文章過百篇，著作不輟。主要研究中國傳統教育史、宋代史。近年多投身於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本次演講中，李教授旨在分享所謂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實為在傳統「經主史從」架構遭現實歷史經驗與近代學術衝擊動搖之際，所浮現的一種承認歷史自具內在邏輯、並推動史學走向相對獨立的思想轉向。

　　李教授首先由自己的經歷著手切入，提到自身除了對思想史頗感興趣外，他在求學時也受許倬雲教授教學影響頗深，而許教授多著墨社會史的研究上，這使得他在選擇自己要致力鑽研的學術領域時，選擇了做為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聯繫媒介的教育史。除了對於自我研究領域的剖析之外，李教授也分享了他認為在學術上最為得意的措舉是在耶魯大學讀書時發現了「Yale University’s Old Chinese Maritime Map」，雖然李教授本身受限於專業難以深入探討，但這份寶貴的18世紀的中國航海圖最後是在李教授大公無私的分享下，經由鄭永常教授刻苦研究下，於2018出版了《明清東亞舟師祕本：耶魯航海圖研究》，使得這份寶圖得以有系統性被解讀，甚具學術價值。

　　而對於本次演講的主題「章學誠『六經皆史』的私見」，李教授提到是其在撰寫2012年出版《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這本書時，因為要進行相對應的長時間段書寫，才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涉略，因此，李教授認為本次的演講可以視作是一種自《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延續。

　　在李教授的觀察中，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與歷史學做結合的一次嘗試，但這個嘗試既無顯名於當時，又是如何被後來者發掘出來呢？李教授將其歸功於近代史學發展，他指出，章學誠的學說主要在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有顯著的聲望提升。而這可以追溯到內藤湖南對章氏之說的欣賞。在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學問受到西力衝擊，因此，如何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中做出好的中國學問，成了當時依舊認可傳統價值的學者首要之務。其中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可以說是首次運用近代史學系統，整理中國自古以來史學之歷程和旨趣發展，而其中所提及章氏之學說，內藤氏是極盡抬舉的，認為可以代表了中國傳統如何契合現代史學。與此同時，胡適因獲有章氏遺留的手稿，也在對章氏之學說進行研究，並積極與內藤氏相互探討。胡適認為章氏之思想有許多可以和西洋史學相媲美之處，因此訂著出了《章實齋年譜》，成為現今研究章學誠學說的重要材料。

　　要談論「六經皆史」之說，則無可避免要對於經與史的討論議題做出釐清，而李教授點出了在經史討論之中的兩個關鍵之核心：分別是經和史的關係，以及經的規範性所應具有的不變之特質。其中作為「經中史」的《春秋》，無疑在此一議題導向上佔據著特別的地位。相較《春秋》，其他含有歷史元素的「經」都缺乏在此一議題的代表性。譬如《尚書》雖然具有歷史背景，但其價值著重於文告詔令，不被視為是歷史之著作。而《詩》的旨趣在於追求生命之中最美好的情意，不以歷史為主。對比於此，《春秋》和其所載紀錄之用意，便在於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追尋應有之措舉，於公求道德之進步，於私則尋無悔之人生，並由此衍生對解讀歷史之必要。所以，在傳統中國的學術概念中，《春秋》便可以視為是將史置於「經」的框架下追求永恆價值的代表。

　　那麼為何會對於這樣的核心意識產生疑問的探討，就是接下來李教授所表述的重點。作為講者，其先引申了杜希德教授（Professor Denis Twitchett）之觀點，指出唐以前「經」在學術上無可置疑的絕對性，因此將歷史著作與《春秋》在學術相對比需要等到唐中葉以後，至宋時則漸次興起。之後李教授以撰寫了《新唐書》、《新五代史》歐陽脩之觀點，透過其作為史學作家的身分來進行引用之切入，指出歐陽脩在修史時是以仿效春秋文采剪輯史料，在史書的撰寫上認為《史記》雖然記載詳實可靠，但卻「失之雜駁」，價值不如《春秋》。為了讓在場同學能夠更加瞭解，李教授節錄列舉幾項《史記》頗舉文采之篇幅，如《荊軻刺秦王》，並藉此分明文學價值與歐陽脩修史所著重「經」的價值，指出「經」與「史」的在歐陽脩眼中最重要的區別就是「每句皆必要、無庸置疑」。而即使如歐陽脩這位在宋代所讀之書最廣泛、融會貫通最深者，卻有著此種「不可疑經」之看法，由此便可勾勒出李教授所想表達的問題意識。

　　接著，李教授延續剛剛所提及核心，開始闡釋「經史關係是什麼？」這個關鍵議題。教授從宋代參與資治通鑑編修的劉恕之提問著手，指出其提問其時就隱約涉及了「春秋何以擁有經的價值？」此一問題意識，而司馬光對此的回答和對《春秋》的看法則是認為「經不可續」，這種觀點與歐陽脩可以說是極度相近，進而衍生傳統士人如何理解春秋為何成為五經之一的討論。教授則選用了程頤對此的看法來解釋，即「詩書載道。五經有春秋，如律有斷例」，並其後引錢鍾書之意見，以錢鍾書認為程頤於經史關係之剖析，就是傳統士人對於經史的態度。由此說明了在傳統中國士人認知之中，「史依附於經」的關係。其後，李教授又以朱熹批判呂祖謙喜人說《左傳》之語：「《語》、《孟》六經多少道裡不說，卻限說這個；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再次佐證了宋以來傳統士大夫在「經高於史」上的堅持和爭執。不過，李教授也提到，對於經所述之道統與世事之殊異，時人並不是無所察覺，相反，正是因為有所質疑，才有程頤、朱熹等人一再之強調。教授首先列舉了司馬遷於史記中的質疑，以伯夷叔齊事，言人知道理與其所獲之待遇，在現實中仍無絕對因果關聯；其次是蘇洵非「道」而以「勢」為影響歷史者；最後又復舉蘇東坡之觀點，指出其對於仁之作用帶有中立之認識立場，亦是有異於傳統之認識。透過列舉凡此諸種，教授詳盡闡述了在「經為根本，史為判例」之下學術暗流。

　　而隨著時間沿革，這種暗流到了明朝時逐漸躍上檯面。王陽明言「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即道，道即事。」這樣的論述雖然是有意迴避了「經史如何合一」的問題，但卻也呈現出了一種「經史不可分離，而無高下」的傾向。而李教授認為這種暗流得以漸趨明白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大量的歷史紀錄已是逐步凸顯了經的道理已經無法蓋時事變化之全局。這種矛盾自宋以來便逐步加深，即是朱熹在談論經與勢關係的時候，其所主張的「經以權（衡）」，實際深入都存在著與道理永恆性的矛盾。因此，「經的規範性所應具有的不變之特質」，也就是道理永恆性遭到了挑戰，使得新的學術需要湧上了檯面。

　　李教授接著點出，近人對於十三經字數的統計共數十萬字，這樣的字數對人類來說已經是接近一個背誦記憶的極限。因此要若動輒以千萬言之史替到經成為形塑道理之根本，對於傳統中國來說是難以接受且難以實現的。然而，在近代學術思想的發展以及西力中衝擊之下，除了教授前述提到學術暗流湧上檯面外，更是塑造一種「人私喜史，而以為史要自經發展至其外」的「史學獨立」意識。李教授又以歐陸發展歷程作為對比，指出在中世紀聖經之史需要神父釋義，配合教義，而到了宗教改革出現各種方言的通譯版本，進而造就了對於歷史之詮釋見脫胎至聖經之外，與近代中國「史學獨立」有著異曲同工的脈絡。

　　至於現代對於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察，李教授先後提到了錢穆和余英時。其中，錢穆在其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內，以為章實齋之說當源於黃宗羲一脈對於朱子學統的解讀；認為章氏之主張「博誦強識，專尚考竅，並思想義理而無之」，是「竹頭木屑之為學」。但在60年代以後，錢穆認知有所改變，認為章氏所持之論實際是純粹之漢學，所承者實是劉向、班固，而不是黃宗羲、全祖望一脈對於朱子之延續，從中可見將章學誠學說「自經歸史」的認知。其弟子余英時則提出了儒學「內在發展」之思路，以朱子學為「道問學」、陽明學為「尊德性」，視為上繼陸九淵之學說，補充了錢穆所繼「經史不分家」主張之遺缺。雖然經史是否真的「不能分家」余氏並未深論，不過在談及章學誠之學說時，余氏則認為其有「欲以史學與經學爭道統」之潛意識。

　　總述了當前的研究，李教授最後歸納結論，認為章學誠「六經皆史」所體現出的觀察，以及這種「史學獨立」的傾向，便是在道理與歷史事實在現實應用上的矛盾中，必須意識到歷史有其自己的邏輯，獨立於經之外自成一家。因此代表時世之「勢」，與經所持之「理」是否可以合一，最終仍必須回歸訴諸到現實層面之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