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全球化意義下之文化調適：思辨耶穌會研究方法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林祺

　　陳慧宏教授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和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後於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U.S.A.) 獲藝術暨建築史系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專長領域為近代歐洲藝術文化與海外擴張史、耶穌會研究、基督宗教與世界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近些年完成耶穌會與聖母傳播的世界史研究，其特色在於具體呈現跨域視野的思考，並呼應歐洲史和全球史對相關議題和文化交流關注的討論。

　　陳教授以耶穌會的中西交流特色和傳教士利瑪竇作為演講的開始，認為可以此理解歐洲與非歐洲地區的接觸，由此談到近代全球史的研究，使跨區的文化互動議題備受關注。然如何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下，思考文化間互動的交流和共享，似乎也是全球化現象解釋的難題。因此，陳教授以十六世紀晚期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跨區發展的實例，呈現跨域知識傳輸，並從中西並行觀察提出以下問題之思考：究竟是運用全球化角度來思考歷史發展的跨區關聯，還是全球化的解讀反而挑戰了文化調適的角度？近年來耶穌會研究的方法和相關重要議題，則是陳教授的主要討論事例。

　　近來學術研究對近代全球化的討論，是為了證明近代發展與「現代」世界「全球化」之連結關係。要解釋這個歷史上的關聯，可從兩方面的學界研究進行說明。陳教授首先以基督宗教發展史為例，指出近兩百年來基督宗教，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宗教變革與福音復興運動奠定了現代基督宗教的基礎，包括個人自由、聖經多元詮釋、理性化宗教理解及宗教多元主義認知，這些發展與啟蒙思想互動，並促進歐洲對其他區域宗教的理解。

　　陳教授接著從西方學界的世界史觀點切入，提到主要從2000年代起，西方學界在「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的研究領域，強調大西洋場域交通和移動所形塑的各種歷史發展，在強調地理和空間面向的同時，也關注這個空間下不同角色的活動者。換言之，相比於之前以帝國和海洋擴張史來研究歐洲人在美洲的活動，大西洋史的歷史視野更關注大西洋海域的殖民社群或文化互動樣貌，更強調非歐洲人的社群或活動中的下層或基層人士。

　　當歐洲在十九世紀真正達成一種全球化的帝國主義現象（first truly globalized imperialism），發展出現代世界全球性一致的商貿網絡時，其基礎是由18世紀或更早已經發展的網絡而來的。在近代的全球化中，即使各地或個例是非均值化的、也具相當地區性格，然歐洲在此期於地理上和理念上擴張的想法，和因此造成的跨區社群、文化交流和人群移動等，皆具備朝全球化發展的性質，是作為後來現代性（modernity）意義的基礎。

　　陳教授以Nicholas Canny為例，提到Canny所論述的四個現代化的特質，而大西洋世界在1760年代以前就已經實現。這是一個身處殖民地情境中的歐洲人及其後裔，開始將自己所在的社會視為比其祖先離開前的歐洲社會更為道德、更為優越，並以此方式加以描繪的過程；而正是大西洋的殖民世界，孕育出第一批具有自覺現代性的政體。

　　如果一個社會被認為現代化是當地人的自我意識，即意識上認知放棄舊有王朝權力結構和投入大規模的全球市場。則如此理念的萌生和時論，在近代已明顯可見。現代性的意義，以近代的前現代作為基礎；西方的現代，不是僅靠著突發的技術、資本和種種權力和能力的優異等而達到霸權。全球市場源於歐美之間的跨洲互動，為近代世界奠定基礎；部分大西洋史學者因此認為，西方現代性的形成不僅來自技術、資本或國家力量，也與早期的跨洲互動有關，歐洲的優勢並非單靠工業革命所造成。

　　陳教授同時強調，美洲擴張的觀點試圖將「十九世紀西方霸權」的解釋追溯到更早期的歷史發展，指出早期全球化現象已在歐洲殖民與跨洲互動中形成，而這正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背景與核心問題。至於「世界史」與「全球史」的概念，主要是西方學界發展出的研究方法，重點在於跨越國別史框架，以比較與跨區域互動的視角理解歷史。這類研究關注邊緣群體與跨洲連結，並常以「西方為何興起」為核心問題，例如哥倫布大交換、大分流與全球經濟網絡等議題。全球史的概念晚於世界史，但兩者都強調以跨區域的問題意識來理解歷史，而非僅僅拼湊各地區的歷史。

　　接下來，陳教授將重點聚焦到耶穌會的討論，提到近年學界常將耶穌會歷史分為兩個階段：1773年解散前，以及1814年恢復後，恢復後的耶穌會在十九世紀重新進入中國與日本。近二、三十年來，耶穌會研究成為熱門領域，因為它能反映近代歐洲多個重要面向，如知識史、科學史、宗教史、文化交流與海外擴張等。同時，研究耶穌會也有助於理解歐洲與非歐洲文化接觸，以及當代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議題。

　　2000年後，隨著大西洋史與全球史研究興起，耶穌會研究也變得非常活躍。2004年的一部會議論文集以1599年的耶穌會教育文件為核心，討論其教育與海外傳教制度。當時學界普遍關注殖民與海外擴張，並試圖從非歐洲視角重新理解歐洲歷史，以突破歐洲中心論。由於耶穌會在十六、十七世紀建立了遍及巴西、中國與美洲的全球傳教網絡，具有明顯的世界史面向，因此研究耶穌會，往往也等同於進行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

　　1990年代以來，學界對耶穌會歷史的研究出現明顯轉向。陳教授引用歷史學家 John W. O’ Malley 的研究，作為質疑過去將耶穌會單純視為「反宗教改革」工具觀點的代表。許多耶穌會在世界各地的活動，例如在中國、日本等地的傳教與文化適應，實際上與歐洲宗教改革的直接關係並不大。因此，研究者逐漸將耶穌會研究從傳統的教會史框架中擴展到宗教史與文化史的視角，強調跨文化互動、文化調適以及不同歷史行動者（agents）在交流過程中的角色。

　　陳教授認為，這種研究方法也重視歷史發展的「過程性」，例如文化交流與協商（negotiation）的長期發展，而不只是關注重大事件或政治轉折。事實上，耶穌會本身也具有早期的史學傳統，例如1640年出版的百年紀念著作，回顧耶穌會成立一百年的發展，並呈現其全球傳教的版圖。到17世紀中期，耶穌會已建立遍及歐洲、亞洲與美洲的傳教網絡。雖然多數成員仍在歐洲，但海外傳教逐漸成為其重要特色。整體而言，耶穌會的歷史本身就具有明顯的世界史與全球史意義，也因此成為近年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

　　到了2000年之後，歐洲史研究出現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就是以「世界史」視角重新理解宗教改革（Reformation）。例如Diarmaid MacCulloch在2003年的研究中，就嘗試將宗教改革放入更大的全球歷史框架中來理解。傳統上，宗教改革史通常集中於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歐洲內部發展，例如以馬丁路德的改革運動為核心，或討論新教與天主教在歐洲的衝突與制度建立。然而新的研究認為，如果只把宗教改革限制在歐洲範圍內，就無法完整理解其歷史影響。

　　因此，一些學者開始把歐洲的宗教改革與海外擴張、全球傳教以及跨文化交流結合思考。當基督宗教隨著歐洲的海外擴張傳播到美洲、非洲與亞洲時，這些地區的宗教發展與文化互動其實也反過來影響了歐洲本身的基督宗教。因此，如果把這些全球性的發展納入考量，就能更全面地評估宗教改革對整個基督宗教世界的影響範圍。此外，2000年後宗教改革研究也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指出宗教改革不只是由路德等神學家主導的運動，也涉及不同社會群體的參與，包括平信徒、地方社群以及各種宗教團體。因此學界開始討論「多重宗教改革」（multiple reformations）的概念，認為除了新教改革之外，也存在天主教內部的改革，以及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多層次的宗教變化。

　　同時，研究者開始關注宗教是否只屬於教會與神職人員，還是也屬於一般信徒與民間社會。這使得學者更加重視民間宗教實踐與教會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不再只是神學與制度的變革，而是涉及整個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廣泛轉變。把時間延伸到十九世紀，可以看到另一個重要現象：隨著新教傳教運動的興起，以及天主教傳教團體的復興，新教與天主教在海外傳教領域既競爭又互動。這些跨宗派、跨地區的發展，成為了理解近代基督宗教全球化的重要議題。

　　如果從整個十六世紀宗教與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近年的宗教改革研究逐漸形成更為廣泛的關注視野。這並不代表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史中的重要性被否定，而是學界開始將宗教改革放入更廣闊的歷史框架中思考，包括不同宗派、不同地區以及更長時間的發展。特別是在2000年之後，學者愈來愈重視宗教改革在全球歷史中的意義，而不再只侷限於歐洲內部的神學爭論或教會制度變化。此外，如果把時間延伸到十九世紀，也可以看到宗教改革傳統在全球傳教活動中的延續與變化。十九世紀以來，新教開始大規模投入海外傳教，而天主教方面，耶穌會等具有長期海外傳教經驗的團體也重新活躍。這使得新教與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的競爭和互動，形成許多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

　　在某些地區，新教傳教士到達時，會發現當地居民早已接觸過基督宗教，只是他們原本信奉的是天主教。面對這種情況，有些新教傳教士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利用既有的信仰基礎進行交流；也有些人則試圖在原有宗教社群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新教社群。這類現象在拉丁美洲與其他地區都有具體案例。類似的情況在中國也能看到，例如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就對天主教早期在中國的傳教傳統相當尊重，認為自利瑪竇以來的文獻與經驗，為後來的新教傳教士提供了重要參考。這些例子顯示，基督宗教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不同宗派之間既存在競爭，也形成了複雜的互動關係。

　　2014年以後，耶穌會研究持續擴展，新創刊的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表明其歷史涵蓋廣泛領域，成為現代全球史的重要跨領域研究。研究議題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殖民與奴隸制度等，並探討傳教士對文化、政治與全球互動的影響。耶穌會成員在歷史上具有思想與制度影響力，使其研究連結宗教史、文化史與全球史多個面向。

　　耶穌會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解現代全球化與跨文化互動的途徑。雖然耶穌會有羅馬中央的組織，但各地區（如中國、日本）的傳教檔案反映出明顯的地區性特色。學者在研究時，需要兼顧這些地方檔案與耶穌會普世宗教背景之間的張力。耶穌會的活動涉及宗教、靈修、哲學、藝術與文化等多個領域，因此研究本身具有高度跨學科性。傳教士個體的差異也使耶穌會歷史呈現多樣化面貌，展示了世界史中普世概念與地方實踐之間的互動與衝突。這種「地區—普世」張力，以及跨領域的研究挑戰，是2000年後耶穌會學術討論的重要議題，也凸顯其在全球史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在2000年後的耶穌會研究中，陳教授以四個主要案例來說明討論脈絡，其中一個涉及十九世紀基督宗教的傳教問題，凸顯耶穌會與其他宗派在全球傳教中的互動與衝突。耶穌會歷史通常被分為兩段：第一段至1773年會被解散前，第二段從1814年恢復後延續。學界研究的重點多集中在第一段歷史，因為這段時間耶穌會的全球活動最具影響力，也與早期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然而，目前關於耶穌會在不同文化中的調適與衝突，以及這些互動如何影響全球史的理解，仍是研究中待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課題。

　　陳教授以自身研究經驗為例，說明全球史興起對耶穌會研究帶來的影響。由於耶穌會本身是一個具有全球網絡的宗教組織，研究者過去往往自然將其視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然而近二十年來，隨著全球史與文化交流研究迅速發展，學界對跨文化互動與全球化議題的關注大幅增加，使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研究在全球史框架中的位置。早期文化互動仍被視為新興研究方向，但如今已成為普遍熟悉的議題，特別是在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歷史時，「全球」（global）的概念幾乎無所不在。

　　陳教授認為，在全球史研究興起的背景下，應重新重視全球史的方法，並重新思考耶穌會研究中「文化調適」的問題。為了觀察當前學界的研究趨勢，他曾參加研究文藝復興與早期近代歷史的重要學術年會，會議中聚集大量相關研究。陳教授在會議中參與了一場論文發表與一場圓桌討論，並注意到許多場次的主題都與「全球」（global）視角有關，顯示全球史已成為近年學界的重要研究趨勢。對於耶穌會研究而言，這種全球視角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耶穌會本身就是一個跨洲活動的宗教組織，其歷史本來就涉及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

　　陳教授在一次學術會議中發表了一篇以日本傳教區為案例的研究論文。這篇研究源於作者在探討耶穌會日本傳教史時所發現的一些問題，主要關注耶穌會領袖在宗教改革時期的神學辯論與海外傳教之間的關聯。研究指出，某些在日本傳教區出現的靈修實踐，其思想背景可追溯至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復興運動中的重要耶穌會人物，並與當時天主教與清教徒之間的宗教辯論有所關聯。

　　陳教授同時指出，儘管近年來耶穌會與中國研究相當熱門，但多數研究仍集中在文化調適與儒家思想的互動，例如耶穌會如何將儒家詮釋為一種哲學而非宗教。然而，相較之下，傳教士自身的宗教實踐與靈修經驗，以及其與在地宗教（如佛教、道教或民間信仰）之間可能產生的宗教層面互動，卻較少受到關注。部分原因在於相關資料，如傳教士的靈修筆記或個人日記，往往未能保存，現存檔案多為傳教區的年度報告，因此學界對這類宗教經驗與思想交流所知有限。

　　陳教授又介紹了一本耶穌會士在十六世紀晚期編寫並出版的基督徒靈修手冊，最早版本於1582年在英格蘭出版。該書的寫作背景與當時英格蘭激烈的宗教衝突密切相關：在宗教改革之後，英格蘭國教會與天主教之間的矛盾加劇，而清教徒勢力亦逐漸壯大，使當地天主教社群面臨極大的壓力與危機。在這樣的情勢下，這本靈修手冊的目的在於為英格蘭的天主教信徒與傳教士提供宗教指引，幫助他們在宗教動盪之中重新思考如何實踐基督徒生活。作者在書中前言也提到，他參考並整理了另一位耶穌會士所編的基督徒靈修著作，並認為其內容已相當完整，因此主要以整理與推廣的方式呈現。整體而言，這部作品反映了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內部透過靈修實踐鞏固信仰與社群的重要努力。

　　陳教授再提到另一位本由耶穌會士Loarte於1557年出版的基督徒靈修手冊，被認為是最早由耶穌會士為一般信徒編寫的重要靈修書之一。當時歐洲已流行許多關於基督生平與靈修實踐的手冊，而這些作品在思想上多受到《神操》影響。《神操》原本主要供耶穌會士或受過靈修訓練者使用，但內容較為複雜，因此並不適合一般信徒閱讀。此處提到靈修手冊則將相關靈修精神加以簡化與整理，使普通信徒也能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祈禱與靈修實踐。由於內容實用且易於閱讀，該書在出版後迅速流傳，1557年後多次再版，並被翻譯為多種歐洲語言，據研究至少有四十多種不同語言與方言版本。這本書在十六至十七世紀間長期暢銷，甚至常被製作成可放入口袋的小冊子，方便信徒隨身閱讀與祈禱。

　　在研究相關中文靈修書版本時，作者發現部分書籍在標題或內容中標示其編纂來源，顯示與西班牙耶穌會士Loarte的靈修著作存在關聯。追查文獻時，又經常出現另一位英格蘭耶穌會士Robert Persons的名字，顯示兩者之間存在文本改編與再編纂的關係。進一步研究後發現，Persons在十六世紀末英格蘭天主教社群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1582年後編寫並出版的靈修手冊，實際上是以Loarte的著作為基礎進行整理與改編，並出版多個版本。這些書籍的內容主要教導信徒如何透過祈禱、修養與靈修實踐，維持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在當時英格蘭宗教衝突激烈、天主教社群處境艱難的背景下，此類靈修書也成為支持與引導信徒生活的重要宗教文本。

　　陳教授進一步說明，十六世紀英格蘭耶穌會士Robert Persons所編寫的靈修手冊，在當時英格蘭宗教衝突的背景下廣泛流傳，並成為天主教社群重要的宗教文本。該書在1650年前被認為是英格蘭最暢銷的靈修書之一，其流行一方面反映當時英格蘭天主教徒仍具有相當規模，另一方面也與宗教辯論有關。清教徒神學家Edmund Bunny曾將Persons的著作加以改寫，刪除其中強調天主教儀式與祈禱方式的內容，並出版為清教徒版本。此舉引發雙方的神學爭論，顯示同一靈修文本在不同宗教立場下可能被重新詮釋與利用。此外，這類靈修手冊也隨著耶穌會傳教活動傳播至海外。例如西班牙耶穌會士Loarte的靈修書不僅在歐洲廣泛流傳，其內容亦影響到日本與中國的基督教文獻。在日本，相關靈修書甚至被翻譯為日文版本並流傳於基督徒社群，其中部分內容如聖母祈禱與念珠祈禱等靈修形式，也透過文本與圖像傳播到東亞地區，顯示這類靈修書在全球傳教網絡中的重要作用。

　　在英格蘭宗教衝突加劇、國教會對天主教徒施壓的背景下，Robert Persons一度被迫離開英格蘭，轉往歐洲大陸活動。雖然身在海外，他仍持續關注英格蘭天主教社群的處境，並在耶穌會總長的支持下，在法國完成並出版其靈修手冊，希望透過宗教靈修與個人修養來鼓勵英格蘭的天主教信徒。此書出版後不僅在天主教社群中流傳，也被Edmund Bunny改寫為新教版本，引發著名的宗教論辯。部分學者因此指出，十六世紀末英格蘭的宗教界線其實並非完全分明；同一靈修文本可能被不同宗教群體重新詮釋與利用。陳教授指出，Robert Persons積極關心英格蘭天主教社群的處境，並透過靈修著作鼓勵信徒，但也因此被部分耶穌會士誤解為過度涉入政治。耶穌會總長曾公開澄清，Persons的行動主要是為回應英格蘭的宗教危機，而非參與政治。同時，在1593-1595年的耶穌會總會中，也曾明確規定傳教士應避免涉入政治事務。

　　若將這一背景與耶穌會在東亞的傳教活動相比，會出現有趣的對照。例如利瑪竇在中國提出「修身」與德行的重要性，並強調個人德性與宗教實踐。學界通常將此視為對儒家思想的文化調適，但作者認為，這種強調個人德行與靈修實踐的觀念，其實也與耶穌會內部既有的靈修傳統相當接近。因此，耶穌會在中國的思想不一定完全源自儒家影響，也可能反映其自身宗教傳統的延續。

　　若從文化互動或全球史的角度來看，基督宗教的傳教確實促成了一種跨地域的思想與宗教實踐的傳播。然而，這種全球性的擴散是否必然需要以「文化調適」或「文化互動」來解釋，仍值得進一步思考。部分學者對「全球」（global）或「全球化」等概念持保留態度，認為這些詞彙有時會暗示某種文化形式在世界各地呈現出相似樣貌，而忽略不同地區的差異與歷史情境。例如在全球基督宗教文化中，某些宗教形象（如聖母崇拜）常被視為具有普遍性的象徵，但在不同地區仍會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表現形式。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者不僅要關注文化調適，也需要思考在全球宗教網絡之中，各地社群如何發展自身的宗教實踐與文化能動性。這樣的視角也能為理解宗教改革與全球歷史之間的關係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陳教授延伸提到，「聖母崇拜」在不同地區的表現，不一定源於傳教士對當地文化的刻意調適，而是歐洲本身的做法就已經呈現「與地方文化結合」的特性。在日耳曼地區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天主教復興中，聖母的崇拜與地方傳統緊密結合，以恢復信徒信心。耶穌會將這一模式帶到日本與中國時，也延續了這種做法。因此，聖母在東亞的流傳不能簡單用「文化調適」解釋，而應考慮歐洲原本的宗教實踐如何自然地延伸到海外傳教區。

　　陳教授最後總結，近代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不僅關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新教及天主教全球傳教活動，也提供了一個檢視早期文化互動與全球網絡的視角。在文藝復興及耶穌會的案例中，透過比較亞洲、美洲、非洲的文化現象，能重新理解歐洲歷史的生成與變化。這種全球視角不只是單向的歐洲輸出，而是多向互動的文化影響。耶穌會作為一個世界型組織，其傳教、靈修及文化實踐在各地的延伸，也促使我們反思「文化調適」的意義，以及如何在全球史的框架下理解跨地域的宗教與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