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昌智教授講座紀要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張正

　　胡昌智老師，於德國魯爾大學師從呂森（Jörn Rüsen）教授，於1982年完成博士學位，曾任教於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之後，受國科會派駐於德國與英國，擔任學術交流事務的相關工作職位。退休後，曾於東海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
　　歷史的知識，它根植於生活，是存在於社會之中的基本信念，所以了解歷史如何根植於社會，也是了解歷史的知識如何發展。而今天的講題重點，正是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史學的知識，如何發展。
　　首先，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史學思想。他是一位擁有神學家庭的背景，卻走向歷史學的史家。以他的著作《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作為出發點，我們可以知道蘭克的史學旨趣，是在於他在書中的「導論」所敘述的內容，鋪成「宏觀」的歷史看法，也就是「神蹟」與「基督宗教」。蘭克意圖呈現他（歷史）原本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透過考證，呈現基督教的族群，如何走向現代化國家的過程，就算彼此有紛爭，仍然是一體的存在。所以，神蹟與基督教世界，才是蘭克的主要關懷與歷史旨趣，過往所謂蘭克只在乎「考證」，則是過度的渲染，而忽略蘭克的主要關懷。
　　而他的歷史主義寫作範式的成形，則是在他擔任《歷史政治雜誌》主編的時期（1832-1836年），為普魯士王國政府，做歷史上的辯護，因此，政治上的思想，也開始明確趨向於保守。基督教路德宗的蘭克認為，王國的官廳，是神的應許，國家，則是神在世界上的代理。此後，他的史學作品，主要專注於國家政治史，他的史學旨趣，也從基督教世界的成形，變為歐洲的個別國家史，強調「國民性」與「個體性」，這兩種東西也是神蹟的展現，可以從國家的發展中來觀察。所以史家，應該呈現自己國家的本質、國民性，也就是個體性原則，近代國家只有在擁有這樣的自覺以後，才會強大。
　　這種知識、信仰與政治立場的合一，是蘭克一生完滿的寫照，雖然也面臨著批判（英國巴克爾學派：啟蒙、自由主義、實證主義、普遍性），但也是歷史主義史學巔峰的映照（浪漫、國家主義、歷史主義、個體性）。
　　那麼，現在來看看1860年代的德意志。這片土地，並非完全偏好自由派思想。受到英國實證派史學風潮在學院外帶來的挑戰，德意志土地的思想家，開始也有了反擊。史家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就是一個值得分析的對象。他認為：「歷史知識有什麼用？這樣的問題太過於膚淺。」所謂的歷史意識與理念，如同倫理團體（sittliche Mächte），包含家庭、教會、理念社團、族群和國家：一個人加入了這樣的團體，了解了這樣的團體，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才具有行動能力和自由。所以在其《歷史智是理論》中，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建國、市民階級的政治權力，就顯得重要，而且知識分子（或史學家）在這之中，有道德的責任，教導政治家如何行動
　　但是，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 1864-1920）則認為，學術與政治，應該分開來看，這些歷史主義史學家，假借學術之名來指導政治，是一種混淆的行為。因此，必須要將這些歷史主義的「錯誤信念」，加以「除魅」，所謂的個體性，不會是為了國家主義作為樸從而服務。應該要替生命所在的地方提供意義與文化脈絡，但非為了政治上來做服務。所以19世紀上半葉，這種歷史主義的樂觀的態度，在下半葉，韋伯的時代，開始變成悲觀。政治家間的鬥爭，如同希臘的諸神的鬥爭一樣，不會結束，這種政治上的鬥爭，都要做選擇，也就是非理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