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淑姬教授講座紀要

講題:宋遼金高麗使行路線復原:兼論使臣的地理知識以及疆域的認識

主講人:裴淑姬(韓國弘益大學科學技術研究所研究教授、本系訪問學者)

時間:2025 年 12 月 4 日(四)15:00-17:00(14:45 報到入場)

地點:本校歷史系 4F 視聽教室(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黃建瑋

  裴淑姬(배숙희)教授,大韓民國籍,係韓國誠信女子大學(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歷史系博士,對宋元時期科舉,高麗時期中韓關係,元代雲南地區等課題有深入研究。現為弘益大學歷史教育系招聘教授。
  裴教授親自走過這些使行路線,對其進行最大程度的復原。首先介紹高麗(918-1392)的背景,其延續時間涵蓋中國五代、遼、宋、金、元及明等王朝。作為中國的鄰國,高麗與上述諸朝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而中國境內如蘇州、揚州等地皆有「高麗亭」的遺址,作為接待高麗使臣的接待場所。
  在緒論部分,高麗居於宋、遼、金之間,長期保持外交互動使節往來深化各國對地理空間、交通路線與邊界認知。使臣以異國觀察視角,記錄驛站、里程與地名,形成豐富行記。遼之捺缽、草原遠程移動以及通往金上京之路,均因使行而得以詳載,漢文作為通用外交文字,促進跨國知識與文化交流。多國使行路線的復原,有助於全面理解東亞國際交通體系與邊界空間,揭示宋、遼、金與高麗之間因使節交流而形成的知識互動、地理認知與文化交流結構。
  裴教授的研究方法以ArcGIS Pro FieldMaps為主,其可對史料中提取之座標點進行實地驗證,尚未確定位置之地點,亦可於後續補充修正,進一步完善資料。本研究主要參考《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中所收錄之北宋-遼、金-南宋時期相關內容,並結合日本殖民時期所製作之遼金代滿洲地圖,以及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於「三一運動資料庫服務」中所提供的之地圖地理資訊,綜合運用GIS技術予以建構與復原相關路線。

  使行錄與使行研究現狀:宋、高麗、遼、金之使節可分為常使與泛使二類。常使依正旦、皇帝即位、壽誕等定期互派慶賀使節,國君去世則遺使致弔,泛使則因臨時事務派遣。使節入境時,由接伴使迎接,在京期間由館伴使協助,返程則由送伴使護送。宋代外交活動留下《行程錄》《奉使錄》《語錄》等官方紀錄,其中詳載地理、交通、驛站、里程與都城狀況,為復原使行路線之重要史料。
  宋神宗時期,楊景略出使高麗後撰《奉使句麗叢抄》十二卷,宋球有《高麗事記》,惜皆佚失。宋球曾兩度赴高麗,對山川形勢與風俗進行圖記上奏,1084年八月十七日抵達高麗,其再度出使之年未詳。宋人出使高麗,自稱「奉使高麗」。高麗使臣出使宋朝,多循海路,史料中常見「乘槎」之稱。金富軾曾有《奉使語錄》一卷,今已佚。雖然遼、金、高麗所留使行記錄有限,但宋、遼、金、高麗間之往來記述,仍可概稱為「奉使錄」體系。本研究以宋人記錄為主,輔以高麗與遼、金材料,結合高麗僧義天東渡宋朝的遊歷記述,以及日本僧人成尋(1072年)沿運河自越州至關封的詳細行程記錄,從多重視角重建宋-遼-金-高麗之使行交通網絡與跨國空間認和。
  在北宋使行路線首先考察的是自南京(今北京)到中京大明府的路線,其次再探討中京至上京臨潢府的路線,主要參考路振《路軺錄》及王曾的《王沂公行程錄》。白溝驛致中京的使行路線,文獻記載為1120里(約638公里),而裴教授製作的數字地圖實測為1121里(約639公里)。由此可見,兩者幾乎吻合,足證記載的準確性。中京至上京的使行路線,文獻記載與實測之間相差二百餘里,其原因可能有多重解釋。筆者認為,其一是史料本身的記載或存在誤差;其二,現今學界對部分地理位置的考定仍可能存在偏差,亦未完全定論,故需結合更多考古、歷史地理與 GIS 實地數據進行綜合修正。
  從使行記錄看宋代使臣的邊界認知,其一,北宋使臣雖自開封出發,但在記錄使行時,多以宋遼交界地區為起點。其二,1005年澶淵之盟正式劃定邊界,「邊鄙諸軍,各守疆界,兩處居民,不得相侵」,宋遼邊界地帶居民為「兩屬戶」,同受宋遼管轄並納稅。其三,宋遼分界以白溝河北岸為準,非取河心為界。雄州-遼、南京(北京)-古北翅口(古北道)為核心通道;古北口乃入長城要衝,屬使節往返必經之路,並設館驛。
  高麗/遼、金使行路線的復原。高麗赴遼之使行:高麗使臣赴遼之目的多樣,一般先抵東京(遼陽),再分赴中京、南京、上京或西京。然受史料殘缺所限,使行路線復原困難。依既有研究與史料推定,使節自鴨綠江渡河後,首達遼陽,其後可分為南路、西南路,或經沈州後折向西行之第三通道。《高麗史》對使行常僅記「赴遼京師」,行程細節模糊。肅宗崩後,金仁存奉命為告哀使出使遼國,自東京出發所經州府皆設宴迎待。其交往關鍵人物為遼臣孟初,《孟初墓誌》載其曾奉詔赴高麗祝賀王生辰(確認於1102年12月3日),二人以詩語唱和相識,後仍保持往來,孟初亦曾於1097年、1112年兩次出使(南)宋,墓誌稱宋為「南宋」,呈現遼人地城現角之用語特徵。
  高麗赴金之使行:自遼陽-瀋州-彰驛站度遼河-望平郡-廣寧(北鎮),或廣寧(北鎮)經宜州到中京後南下,形成兩支主要路線。相較遼代三線通行,金代使行線趨向簡化。使臣案例包括趙可、蔡松年、王寂以等。金使赴高麗所需十日與都城位置密切相關,自上京會寧府出發約需78-79日,自中都出發約需38-60日。
  金朝興起後,金與高麗邊界隨之變動。天會元年(1115)九月,金太祖攻陷黃龍府,命加古撒喝進取鴨綠江以東來遠城屬保州。同年十一月克蓋州,復取來遠、保州二城。守將耶律寧潰逃,金於保州置都統司,以加古撒喝為都統。高麗請求索還保州,太祖命「自行取之」。保州地勢臨鴨綠江分流處,多股水道,流遠減緩、水深淺薄,適合作為渡口,具重要戰略價值。金朝興起後,其與高麗邊界隨之變動。天會四年(1126)高麗遣使稱臣;五、六年間往來反覆。1130年,高麗遣金端使金,請「勿搜捕進入保州居民」,金遂允之,高麗因得鴨綠江下游以東之地。天會八年(1132),金太宗正式賜高麗鴨綠江以東地域,鴨綠江下游遂成為金與高麗間之正式疆界。
  結論談到三點,其一為《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利用及其問題,《地圖集》對遼與高麗的國境線、女真勢力範圍的處理並不完善。或許因為此圖以北宋為中心而未考慮女真,但女真作為一統治政權,其疆域應被標示。遼國廣大的東京路僅畫出輪廓,頗為粗略。裴教授因此參考日本帝國時期製作的遼國滿洲地圖,對此部分重新標示,並嘗試初步修正遼-高麗邊境線。《地圖集》雖標示遼境內驛館名稱,但參照考古成果,可知自南京(遼)至中京一段的驛館位置有誤。《地圖集》運河路線亦須調整,最簡化之處在浙東運河線。其二為數位歷史使行地圖繪製之意義,現地採集資料與繪製地圖更具充分史料價值。此外,使行記錄所載里程與實測比較亦顯示史料之可信度。水路方面,從明州經杭州抵達開封的路線,其送人記錄與實測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利用GIS在內的數位技術,有助於在學術研究中綜合反映古地圖,使行記錄以及考古成果。進一步言之,利用數位工具可使研究者將更多時間投入分析與思考。其三為使節的中國認識與今後課題,宋代使節的認識與金人強調「佔據中原」並不一致,呼應了葛兆光對北宋文化正統性與「何為中國」之討論。因此,從同時代認知出發,可思考高麗如何定位其「夾於多強之間」的外交優勢。宋、遼、金與高麗使節間的詩文與交流足以重構路線,亦可透過CBDB進行網絡研究,但因缺乏高麗人物之資料錄入,需待補全後方能全面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