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國教授講座紀要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王奕荏

　　講座開頭，陳正國老師說明做思想史的學者會共同面臨到的局限與限制，即是思想要怎麼自我衡量其影響，如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思想聲稱使舊體制的崩潰，但舊體制仍延續到了十九世紀；宋朝朱熹的理學對儒家思想影響極大，但也無法超越佛教對中國的影響；美國獨立革命時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小冊子銷售量極高，但不代表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影響不大…….即使如此，老師認為目前影響人類最大的仍是思想，最顯著的例子是現今的政治制度都延續自啟蒙時代的思想，而因思想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中，便顯得難以理解。因此，老師由經濟的角度來探討思想對人類的作用。

• 《國富論》的道德思想

　　首先，陳正國老師以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道德哲學開始談起，在第一部第二章說道：「我們期望獲得晚餐，並不是出自於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仁慈，而是出自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我們訴諸的，不是他們的人道精神，而是他們的自利之心，而且從不對他們談論我們的必需，而是談論他們的好處。」

　　從上述敘述來看會被認為每個人謀求個人利益，透過消費來滿足自己，依據自己的自利來行動，因此人的行為都是自私、自利的，從而出現市場中那「看不見的手」。但若是如此，那要如何理解敘述中的「自利之心」（self-love）一詞：若人是自私的，何來的愛？

　
　　老師說要了解「自利之心」的意涵，要追溯亞當．斯密在1759年寫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說起：要形成道德規範，首先人會感知別人的情緒，透過行動的回饋來了解社會的原則。由此人會經過三個階段：做出行動、設身處地來思考、將觀察回饋內化成自身的原則及道德判斷；人在做出行動後，會自然地思考對方會對自身行動的反應會是如何，最後將實際觀察到的反饋當作自身社會道德的良知，久而久之，每個人的社會道德會匯聚成一個集體社會道德。

　
　　《道德情操論》中人的自然反應便是《國富論》的自利之心，因此若將社會比喻成一個大市場，便能了解當中所有經濟行為都是自利的，消費者和生產者皆遵循著自利之心來買賣資源，而非單純透過供需的經濟要求來運作經濟。

• 　中國近代的商人地位之思想轉變

　　《國富論》的出版激起了十八世紀的歐洲國家進行更積極的經濟貿易，而同樣是商人，中國的商人地位從春秋時期便延續著「士農工商」的階級思想，當中商人的地位因為不從事生產，是不如農夫的地位。然而即使商人地位如此低下，在十六世紀明朝汪道昆的〈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外郎程公既贈宜人閔氏合葬墓志銘〉中卻提到：「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質，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躬行彰彰矣。臨河程次公昇、槐塘程次公亻與，與先司馬並以鹽筴賈浙東西，命諸子姓悉歸儒。」

　　「良賈何負閎儒」（好的商人為何比不上學問淵博的讀書人）這一句話彰顯了明朝社會中士農工商概念的變化：士農工商中商人雖地位低，但實際上在社會中商人的地位是很高的；農夫看起來地位高，但實際上不如商人，甚至是最底層的。從這能看出中國在近代發展中商人逐漸成為主導經濟的角色。

• 　思想與工業革命

　　既然中國在近代逐漸走向商業社會，那為何在同時期的中國發展程度和歐洲是同等的情況下，中國仍沒有發生工業革命？

　　針對此問題，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2000年《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書中探討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西歐，而非同等科技發展相當的中國。過去在傳統敘事中認為是歐洲比起中國具有獨特性的內部優勢（英國的政治穩定、煤礦資源豐富、重商主義蓬勃），彭慕蘭則反對用「中國和歐洲」或「中國和英國」作為比較對象，考量到中國一個大陸帝國的體量，應該以「長江三角洲和英國」或「珠江三角洲和荷蘭」來思考，提出兩者在1750年發展其實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歐洲工業革命僅是「偶然性」的特例，後續能維持工業革命的成效也是靠著長途貿易及殖民制度來維持。　　

　　然而，陳正國老師對於所謂「偶然性」的語境提出要重新檢視，因為歷史同時存在著偶然性與必然性，並不能從單一的面向來理解。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首例可能是獨特的必然性，而什麼英國歷史的因素促使首例發生？英國輝格黨的歷史解釋認為工業革命是盎格魯薩克遜的成功，源自於都鐸王朝接受基督新教、光榮革命使他們變得理性；而數據來看【見圖一】，中國和印度經濟比不過任何歐洲國家，而英國經濟早在1650年超越歐洲國家。但老師認為1750年才是真正的轉淚點，許多歐洲經濟重要學說、科技的發展都在1750-60年代開始出現，像是紡紗機、織布機、蒸氣技術、甚至是牛頓的運動體系因在1700年代奠基，到十八世紀中葉才能造就出後續的發展。

【圖一】1500-1950年間歐洲和亞洲國家人均GDP估算（擷自《大分流》維基）

　　另外為何歐洲國家能在1850年代的發展能陡然升起，但中國、印度等卻沒有跟進？在亞當．斯密的理論中，國家發展有分四種模式：快速階段（如美洲）、緩慢階段（如1700年代的歐洲）、停滯階段、衰退階段（如中國、印度）。中國和印度作為停滯、衰退的代表，其解釋前者內部發展已達到高峰，卻因清朝海禁政策而缺乏國際貿易，未能繼續發展下去；後者則是因宗教的限制而沒有發展。

　　歐洲國家能夠緩慢成長，則要歸功於西歐社會中推動農業改革的社團、社群（improvers’ society, civil society），他們除了透過出版書籍來推動法律改革和農業改良，從而增加國家的經濟，也會拉攏貴族、國王來參加來倡議自由權利，對於他們來說，讓上層階級加入討論可以有效在不挑戰主權的條件下，討論人民應該如何表現。這些在大社會中的小社會群體提倡的思想改變，既符合亞當．斯密的道德框架，也是讓歐洲國家緩慢成長的重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