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山教授講座紀要

•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林祺

　　吳玉山院士為臺灣政治學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臺北政經學院與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講座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與第一任所長、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研究領域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政治與經濟轉型、民主化與憲政設計、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區域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東歐與俄羅斯。長期帶領臺灣之半總統制研究與兩岸關係研究的理論化，近期更致力於引領歷史與國關之研究。本次演講以科技的發展作為重心，連結近代世界國際關係的演變，並從海洋國家、大陸國家等地緣政治層面結合，討論科技與國際關係在歷史發展中的相互影響，以及如何串聯過去和現在。

　　吳院士以歷史事件時間軸為開始，呈現從西元1648年開始的國際關係發展史，認為1800年以前的世界受科技的影響尚不深，1800年以後科技的迅速發展發展成了國力的重要因素，因而成為國際關係的驅動力。19世紀初有歐洲列強合作互相制衡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1850年代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是19世紀唯一的大規模戰爭，下半葉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則改變了歐洲的版圖，影響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開始冷戰局勢直至蘇聯崩解；吳院士就此帶出了國際關係史研究上的重大問題：為何19世紀和20世紀的國際局勢如此不同？並以核子武器的發展顯明科技因素的影響。雖然曾經出現一些作為政治型態長期趨勢的理想，但到了2018年，美國副總統Pence的一場演講似乎又帶出了新冷戰的起始。吳院士認為，國際關係史的研究者共同的認知是新冷戰時期已經開始，應該從歷史中人類自身的經驗去了解。

　　吳院士認為，「現實主義」（Realism）是最基礎且清楚的國際關係理論，國際環境是處於無政府狀態，雖然有法律維持秩序，但在國家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或法律。而由於無政府的性質，使各國的安全與生存沒有保障，國家的對外政策必須以求生圖存為最重要的考量。在以安全為主要考量的國際環境中，最為影響國家行為者為「權力」，權力的大小影響安全的程度。經濟力量是權力的一種主要體現，想要在國際環境中生存，經濟力量是不可或缺的。GDP是經濟力量的衡量指標，per capita GDP和人口是兩個主要構成部分，人口越多會增加GDP，per capita GDP的主要決定因素即為科技，人口不多的國家可能會因為科技發達而擁有巨大的經濟力量，藉此發展軍事實力，進而成為強國；吳院士在此以英國作為舉例說明。科技也會有擴散的效果，當落後的人口和資源大國獲得科技力量，per capita GDP和GDP則會增加，崛起成為大國並挑戰原有強權。吳院士認為，這就是200年以來驅動國際關係史的主要力量；中國崛起尤其明顯受到科技的全面性影響。

　　東西方交流史上，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是兩波西方對東方的主要衝擊。大航海時代時，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國家對於東方和中間世界來說僅是接觸與競爭，尚未到宰制的程度。工業革命則由英國開始，往歐美大陸輻射，創造出新的歐西強國，並再臨東方與中間世界，成為宰制的力量，盎格魯—薩克森國家是主要核心；國力的發展則隨工業革命的進程，由第一區的海洋國家到第二區的大陸邊緣，再來到第三區的大陸核心，人類的歷史隨著三區國家勢力的升降而展開。吳院士引用了學者Paul Kennedy的論點，其認為從16世紀到20世紀，大國的興衰皆繫於經濟力量和工業革命對國力所造成的影響。

　　在科技遞移與意識形態部分的討論，吳院士將世界分為三區，作為「先行者」角色的第一區為海洋國家，代表國家有英國等盎格魯薩克森國家；作為「繼起者」的第二區為大陸邊緣國家，代表國家有德國、日本等；作為「大陸核心」的第三區為大陸核心國家，代表國家有俄羅斯、中國等。海洋國家由於有海洋作為天然屏障，不需要擔心敵國立即性的入侵，故是「好整以暇的自由主義者」，成為民主的濫觴、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的基地，也有利於經濟的自由發展，吳院士在此以英國、美國等國家為例說明。大陸邊緣國家則是「焦急的追趕者」，需要集中國家資源和資本方能全力與先行者國家競爭。第三區國家為科技上落後的歷史大國，落後程度更高，為了超趕前述國家，需要訴諸最極端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以動員最匱乏的資源，形成「越落後，越激進，越極端」的趨勢。吳院士在此提到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觀點，其認為發展越遲緩的國家，越需要訴諸非典型、非市場的制度累積資本，以從事有效的國際競爭；歐洲國家分為先進、部分落後與極度落後三種程度，分別依賴企業、銀行與國家推動工業革命。

　　在大地緣區域的競爭方面，作為工業革命先行者的英美國家及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大陸邊緣繼起者德國和其現代化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產生衝突，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是海洋與大陸邊緣的衝突，由於大陸邊緣向核心擴張，使得海洋與大陸核心在戰時結盟。二戰後，大陸核心的蘇聯和中國皆為共產政權，其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海洋區不同；大陸邊緣國家則被一分為二或納入海洋區，形成冷戰1.0格局。

　　在海洋與大陸核心的競爭方面，冷戰結束後，歐洲的海洋區大幅擴張，在掌握大陸邊緣的同時不斷深入核心，俄羅斯則試圖與西方海洋勢力對抗。但亞洲的大陸核心強權中國的崛起，不斷試圖推開海洋的束縛並發展自身的海洋力量，吳院士在此以福建號航空母艦進行舉例說明，提到中國有許多具美國背景的科技技術。海洋的科技一波波傳入大陸核心，核心大國有人口和資源方面的根基優勢，國力與意識形態也成為其抗衡海洋區的力量。美中、美俄的激烈競爭關係使得全球進入冷戰2.0體制，中俄為大陸核心集團，美國帶領海洋集團；就此型態可知，從大陸邊緣到核心的外緣都成為競爭的空間，使得具有如此特質的地帶成為容易爆發戰爭的地緣戰略斷層線，即為臺灣。

　　科技的傳佈帶來了先行者、繼起者和後發者三種型態的國家，並成為近代以來大型戰爭的根源。由於工業革命源於英國，因此先行者位處海洋地緣，繼起者處於大陸邊緣的地緣，後發者則處於大陸核心的地緣。先行者欲保持優勢，繼啟者急起直追，後發者則試圖超越；當既有的優勢權力被挑戰時，衝突便不可避免。工業革命之後，由英國到美國的海洋霸權維持優勢地位，並成功應付了大陸邊緣的挑戰，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則轉為面對大陸核心的挑戰，蘇聯垮臺之後進入冷戰2.0。十九世紀中期，大陸邊緣開始工業化，大陸核心則在末期開始工業化；以德國為主的大陸邊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挑戰海洋霸權，擴充軍備從當時的英德到今日的中美競爭，都被視為增加敵意的指標。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大陸邊緣第二次挑戰海洋霸權，冷戰是大陸核心第一次挑戰海洋霸權，新冷戰則是大陸核心第二次挑戰海洋霸權。
隨著科技的擴散，不同地緣區域的強國逐一崛興，相互爭雄。以科技與經濟力為基礎，競爭的場域包括政治、軍事、外交，文化與意識形態中也有競爭之處。在競爭區域的相交之處形成「地緣戰略斷層線」，產生如同地殼板塊位移擠壓所產生的釋放能量效果，吳院士在此以火山地震比擬地緣政治的大國爭霸，也將臺灣的處境置入討論。而在此斷層線上的中小國家，必須決定本身的站位，同時也承擔大國的壓力；吳院士解釋此為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大國爭霸、小國圖存。吳院士從世界大戰到冷戰期間的時間表帶入對Francis Fukuyama認為歷史已經發展到盡頭的「結束主義」思想的介紹，而冷戰2.0翻轉了Francis Fukuyama的想法，戰爭、獨裁和世界的混亂仍然在進行中。

　　在大陸和海洋兩強爭霸部分，吳院士著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與挑戰進行論述，提到國際關係學界常用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理論，Thucydides從伯羅奔尼撒戰爭認為只要爭霸即必定會產生戰爭，吳院士認為，雖然此番論述涉及希臘文語境的爭議，但現在可以將其理解為，只要霸權被挑戰，必定會有戰爭；吳院士也透過圖表呈現，從16世紀以來，霸權被挑戰的情況下，大約有75％的機率形成戰爭。吳院士在此將Thucydides觀點和學者Graham Allison的觀點並列，提到「修昔底德陷阱」是用歷史案例彰顯國際關係中的權力轉移理論，當挑戰者權力接近霸主時，體系趨向不穩，容易發生戰爭。

　　在中國面臨的挑戰方面，2012-2013年時，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中國GDP在2014年超越美國，吳院士在此特別提到是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作為指標。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在美中雙方權力接近的狀態下，可謂已經進入權力轉移理論者所認為的危險區域，雙方的衝突勢所難免，而且在習近平和川普執政期間必然出現重大轉折。習近平以一帶一路等策略擴張中國的全球勢力，川普則以反中之姿躍上美國的政治舞台，拜登甚至也跟進川普的路線，川普第二任則將更深化美中競爭態勢。
吳院士認為，無論誰擔任美中兩國的領袖，兩國無可避免地將互相碰撞；另外也以圖表呈現美國、中國、印度等國家的競爭之發展趨勢。如果此種政治、軍事、經濟與意識型態的權力轉移是當前國際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未來將有四種走向：一、此種大國爭霸下的國際緊張不會緩解；二、後冷戰美國的單極體系已經一去不回，兩極體系將重新出現，事實上「新冷戰」已經浮現；三、兩國領導人的變動將無法改變對抗的基本格局；四、介於大國間的中小國家也將長期處於困難的抉擇狀態；而這一切都是國際體系結構下的必然。

　　吳院士另外提到，台積電曾於2022年徵求具備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分析師，2023年張忠謀則在演講時以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解釋一個既有強權，看到急起的強權，會展開壓制或發動戰爭的行動；而美中衝突擴大，就是休昔底德陷阱的寫照。在研究領域的兩強爭霸下中小國家如何站位的理論中，需要有兩強爭霸的現實存在，也需要是處於兩強間的中小國家作為第三個行為者，因此需要一種三角理論，納入權力不對等的因素，並且敏感於兩強間的零和關係，吳院士稱之為不均衡戰略三角模型（Asymmetric Strategic Triangle Model），包含傳統戰略三角模型與權力不對等理論的主要因素。小國可以作為夥伴，扈從一邊，依靠一個大國以抗衡另一邊；也可以作為避險者，比較接近一個大國，但不和另一個大國鬧翻，盡量保持關係；或是作為樞紐，沒有固定的抗衡與扈從對象，策略性傾斜。大國的策略則是以拉攏、羈縻、兼併為主。

　　兩強體系使得越來越多國家成為「中小國家」，並且發現自身處於兩強的競爭當中；因此「中小國家夾處於兩強之間」乃成為全球普遍的戰略結構。在兩強之間可以有三種角色：一、夥伴（Junior Partner）：完全倒向一強，以服從換得安全保障；二、樞紐（Pivot）：對兩強維持等距，藉著搖擺獲得利益，但無安全保障；三、避險者（Hedger）：基本扈從一強，並獲得安全保障，但交往另一強以獲得經濟等利益，並改善與另一強的關係，減少安全威脅。

　　吳院士認為，避險容易成為優勢策略。在三種角色的保障性和看重度成反比的狀況下，伙伴的保障性最高，看重度最低，可謂低風險、低利得；樞紐的保障性最低，看重度最高，可謂既高風險又高利得；避險者的保障性與看重度介於伙伴與樞紐之間，屬於中風險、中利得。伙伴與樞紐都有動機往避險者的位置移動，避險可以躲避樞紐的高壓力，又不至於像伙伴一樣被視為理所當然，完全不被重視；可以享有部分樞紐從兩邊獲利的優勢，與部分伙伴的安全保障。吳院士在此以示意圖呈現了將上述角色和情境套入海洋與大陸同盟框架；也以世界地圖為背景，呈現出亞洲的第一島鏈／東亞斷層線和歐洲的東歐斷層線；此外，更分析臺灣在不同執政者下與上述同盟的關係。

　　總結部分，吳院士將前述臺灣處境結合經濟學人雜誌對臺灣在世界戰爭體系中的觀察，認為俄烏戰爭等世界局勢與臺灣息息相關，需要仔細思考。最後，吳院士表示，科技的擴展改變了國力的均衡，推動了兩個多世紀以來的國際關係，今日海洋與大陸核心的二度對決，開啟了冷戰2.0時代，如何歸納歷史與當代的經驗教訓，提供了我們求生圖存的最佳支撐，以「要看歷史，要懂科技」完結整場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