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吳怡萱（本系碩士班學生）
一、 關於講者：
戴麗娟老師是研究十九到二十世紀法國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知識傳遞與交流的專家。由於過往從人文藝術中接觸法國文化的經歷，從政治大學畢業以後，懷抱著戲劇夢，戴老師前往法國留學。不過因為學制考量，後來戴老師選擇在歷史領域中持續發展，先是在索邦大學取得碩士學位，而後在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師從Pierre Nora，成為少數研究法國殖民與解殖民時代知識史的臺灣專家。
回到臺灣，戴老師的研究領域與工作成果涉及到更多更廣的層面，從2009年至今，戴老師有非常多篇論著，關於法國傳教士、法國學者與中國的博物學、博物館建立過程的研究等。不只法國，戴老師也同樣關注英國方面的自然史知識網絡，以澳門的博物館為中心展開相關探索與研究。這些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到近代西洋人在中國的互動、他們所共同建構的知識產物，及其影響力。
除了自身研究的課題，戴麗娟老師也在歷史學柑仔店等網站撰寫筆觸溫暖且平易近人的文章，還做過書籍翻譯工作──其中有Pierre Nora所編的《記憶所繫之處》套書2012年的繁體中文版。這套從裝幀、書封到排版設計都具有高度美感的專書，包裝著戴老師非常優美的譯文。從這幾篇精選的論文，戴麗娟老師與Pierre Nora教授，這對有著多年默契的師生，帶領讀者認識近代法國所構築的集體記憶空間，令對法國有興趣的愛書人讚嘆不已。
在演講與接下來的論著中，我們將共同感受更多戴老師眼中跨洋的人、物、與知識的交流。
二、 內容分享：
慈禧（1835-1908）與胡適（1891-1962），這兩位看似不在同一個社交圈的人物，竟然有著共通的交會點：博物館。博物館，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的定義，是一個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常設機構，其職責為研究、收集、保存、解釋與展示物質和非物質的遺產。它必須向公眾開放，促進多元化和永續性。博物館也以道德、專業的方式運作和交流，並在社群的參與之下，提供各種寓教於樂、反思與知識分享的經驗。
對博物館有如此公共功能的期待之下，戴老師這次對中國早期博物館及其社會影響力的探討，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結果，還包含她十多年來的觀察和反思。在這次演講中，戴老師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早期博物館的歷史，以及這些博物館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影響。透過對北京北堂博物館與慈禧、光緒帝，以及胡適參觀過的濟南廣智院，這兩件案例的研究分享，不只回應過往對近代中國博物館研究的盲點，也開拓我們的眼界，對近代中國博物館的定位、意義與影響力有更多認識。
（一） 近代中國的博物館研究史觀
中國現行博物館研究多認為南通博物苑（1905年成立，1912年正式對外開放）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然而，最新研究顯示，早在1829年中國就已有博物館。這種觀點差異的原因在於，南通博物苑是由中國人創建並受到廣泛關注，而早期多由西洋人建立的博物館雖影響深遠，卻因不是中國人所建立而遭忽視。
戴老師指出，晚清時期，無論在民間或政府，都認識到博物館和博物學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博物館能補充文字教育的不足。因此，張謇（1853-1926）於1905年在家鄉創辦南通博物苑。然而，若研究者的視野局限於上述的史觀，就會忽略1905年前對中國社會具影響力的外國人創建的博物館。戴老師已經研究許多1905年前的博物館，而這次的兩件案例：北京北堂博物館和山東濟南廣智院，前者至今少有人研究，後者雖已獲較多研究，但大多數人忽略後者可能受到前者經驗的啟發，兩個案例對中國早期博物館發展皆有重要影響，值得深入探討和呈現。
（二） 北京北堂博物館
北京北堂博物館，是由法國遣使會神父譚衛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建立。譚衛道曾在義大利教自然科學，並在1861年被派往北京。他對中國物種，如大熊貓和大麋鹿的採集與命名有重要貢獻。譚衛道在1862年至1866年間開始在北京進行自然採集，後來這些標本成為北堂博物館的基礎。他在1871年向巴黎自然史博物館請求增添更多標本，這些收藏品不僅是為了展示，也旨在傳教與教育。北堂博物館因此成為展示和保存標本的重要場所。
學界對譚衛道的研究較多，但對北堂博物館的研究較少。早期有關北堂博物館的資料零散，主要依靠幾本著作和奏摺。1885年，慈禧太后要求傳教士將北堂獻上，並將博物館贈予她以供消遣。這些資料並未明確說明博物館的正式名稱和設立時間，中文資料中常稱其為「百鳥堂」。戴老師透過法文史料和珍貴一手資料，細緻地研究北堂博物館的成立、運作和移轉過程。根據法文史料，博物館可能在新建的教堂於1867年開幕祝聖後才向公眾開放。1885年，由於光緒帝成年、慈禧太后歸政，以及清法戰爭等因素，慈禧要求將蠶池口北堂贈予清廷，導致博物館遷移。北堂博物館於1887年底脫離教會，歸入清宮財產，但醇親王（1840-1891）仍要求傳教士繼續維護標本，這種情況可能維持了十多年。1909年，蠶池口北堂原址因要建設監國攝政王府而教堂和附屬建築遭拆除，該址是現今中國國務院所在地。
譚衛道神父在1874年回到巴黎後，北堂博物館仍然持續運作。美籍傳教士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1836-1907）在《萬國公報》上記錄了他參觀北堂博物館的經歷，描述其中奇禽異獸的標本，展示出「死者如生、枯者轉榮」的視覺效果。這些見證，強調博物館在當時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北堂博物館的標本後來在清廷的所有權下，仍讓傳教士持續管理，並繼續發揮教育作用，直到1909年建築因建設需要而被拆除。北京北堂博物館的歷史展示清末跨國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面，以及博物館在教育和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重要角色。
戴老師的研究揭示了「慈禧索贈的禮物」的多種意義。慈禧向遣使會索贈這些標本，可能不一定是純粹為了消遣，也有提供光緒帝教育素材的可能性。法文書信顯示光緒帝十分喜愛、並且經常去觀賞這些珍禽異獸標本，也因為要定期維護這些標本，光緒帝親生父親醇親王才要求傳教士繼續派人協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檔案和京師大學堂的設置與課程設計，也顯示北堂博物館在當時的影響力。
（三） 山東濟南廣智院
相較於北京北堂博物館，山東廣智院已經獲得較多研究，特別是山東當地的學人有諸多相關發表。在民初，如黃炎培、胡適、梁容若和老舍等知識分子對廣智院有所著墨，例如：黃炎培在1915年稱廣智院為「極大之博物院，救正文字教育之唯一解藥」，並詳述其設施如大自鳴鐘、計數機和捐輸櫃。他認為該博物院能激發愛國情懷。胡適在康乃爾留學時曾感慨中國缺乏博物院等公共設施，1922年參觀廣智院時，注意到此地吸引了各色各樣的參觀者，三個多月內已有七萬多人參觀。
廣智院前身為懷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創辦的青州博物堂。懷恩光可能受到北京北堂博物館的啟發，1885年設立青州神道學校，1887年就在學校前庭設立小型博物館──青州博物堂，以吸引更多人來親近教會。隨著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和科舉廢止，浸信會在1905年於濟南建立規模更大的廣智院。
廣智院設有博物陳設、閱讀室、圖書館、接待室、小型教室及兩個講道堂，分別容納二百人和六百人。戴老師指出，廣智院空間具有複合式功能，展示如鯨魚骨架和立體模型等教育展品，她也強調懷恩光對廣智院的教育和教化展示空間的期待。廣智院在1917至1929年併入齊魯大學，成為社會教育科（今公民教育）。在戰爭期間，日本人亦參觀此地。共產黨佔領濟南後，規定由中國人擔任機構主任，1952年，浸信會被要求退出中國，所有設備改由山東自然科學研究所接收，兩年後成為山東博物館的自然陳列室，至今仍能在山東博物館看到一些早期廣智院的自然類藏品。
廣智院在創辦之前就有明確的傳教及社會教育、通俗教育的動機，其展示的特殊性在於使用立體模型，彌補文字教育的不足、縮短觀者與異地空間的距離，也因此培養出相關模型製作人才。
（四） 小結
從北京北堂博物館與山東濟南廣智院這兩個案例的分享中，戴老師清楚表達她不從過往的科學帝國主義去理解這段近代中國的博物館史。她選擇發掘更多不同視角、不同媒材的史料，以了解這兩間歷史中的博物館，是時代之下政治、經濟、知識與文化等，諸多現實面向中交織的產物。同時，從博物館這一機構本身的精神，以及該場所與大眾之間的互動方式，來說明這兩間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
後記：
本學期我們系上共有三場與博物館相關的講座：英國倫敦藍牌導覽員高嘉良，從「導覽」的角度，以引人致勝的敘事方式讓我們神遊大英博物館；曾任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現任「不務正業博物館吧」主理人郭怡汝，從博物館經營團隊的角度，和我們分享從傳統想像中的博物館職務，以及現今專業分工、新型態業務出現以後，跨界合作的博物館工作日常；以及本學期的壓軸──戴麗娟老師分享史學研究中的博物館。
從博物館這樣的知識生產與展示的場域，戴老師帶領聽眾一同觀看跨國、跨地域，以及政治、環境與人之間的共舞。還有更重要的，思考博物館如何影響其所在的當地，以成就更高的目標與發揮其價值。筆者很榮幸親聞三場演講，對於博物館有更多層次、新視角的認識。也很感謝歷史系師長巧妙地安排了一個系列、逐漸加深的博物館饗宴，帶領我們歷史系學子認識旅遊、管理，與知識生產等不同面向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