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吳家齊（本系歷史系碩士班學生）
鄭丞良老師，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現任職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擔任副教授。2009年擔任國科會博士後研究，2010年起任職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學系，2018年轉任輔仁大學歷史系。老師的研究專長為十三世紀中國政治史、十三世紀中國社會史、宋代文化史。曾發表〈謀國？憂國？試論真德秀在嘉定年間歲幣爭議的立場及其轉變〉、〈金末河北士民遷徙現象初探〉等文。2023年與王汎森、 王健文等學者合著《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近年來也關注人群移動、南宋士人的人際網絡、書信研究等領域，發表〈 宋代書信研究議題與反思─從新發現歐簡談起〉。目前正進行國科會計劃「政治、道學與書信：淳熙年間朱熹書信與道學網絡」。 本次演講題目為：「舊史料與新視角：試以南宋中期政治研究為例」，老師通過三篇研究文章來分享研究中的經驗，希望幫助同學們注意到從舊史料出發，發現研究的新視角的功夫。
論即「新視角」，很容易便想到利用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加以帶入觀察，而老師則要展示，新視角未必需要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只需要將史料合理編排、分類，就可以看到新視角，這便是老師提醒的核心觀念。
目前既有南宋研究仍相對聚焦在前期，中晚期則被忽略，原因之一就是南宋中晚期的政治論述充滿道德標籤，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背景。對於歷史書寫而言，若嘗試跳脫史料只以理論帶入討論，會有與主流道學論述缺乏對話的問題。怎麼用這些充滿典範故事的史料內容，卻不被其意識標籤束縛？老師認為，應該用道學的材料，卻用自己的分析加以解構。如朱熹書信的討論中，既有道學論述從宏觀大視角討論君子小人、道學反道學之爭。而同樣是用朱熹書信，若轉而看到個人視角的問題。如朱熹個人怎麼看同為「道學」中人？朱熹怎麼看江西人？通過對個人視角的考察，更可能跳脫既有道學論述，看到政治中去標籤化的細膩問題。如所謂道學同黨，內部是完全同心同德？有怎樣的競爭？上述的「新視角」無需套用新的理論，只需深刻閱讀史料後便能發現並著手尋找材料研究！
對於舊史料，老師提醒到要利用既有相關研究成果，幫助我們更好的掌握傳統史料。如書籍版本的考證、時間軸的編年等。在上述基礎上，老師以三篇文章分別介紹史料分類、交叉論證、平行文本的運用方式。
1.史料分類：以朱熹書信為例
談到史料分類，似乎是司空見慣的基本工。但是如何分類？卻隱含了新視角的可能。以朱熹書信為例，如何觀察朱熹與張栻的關係？若只以書信數量區分，只能看到相對狹隘的解釋，書信多的關係好？書信少的便是不好？這樣的論述顯然過於單薄，且這些看似明確的書信數量，仍有被整理者選擇性節錄造成研究誤判的可能。但是，通過對史料的研讀，根據書信內容詳加推理，就有機會通過更合理的史料分類，來觀察人與人之間難以簡單量化的關係問題。在朱熹的書信中，老師將其分為「學術類」「政治類」「行政類」，通過既有研究注意到，道學家們絕非單純學術群體，而是既有學術活動也有政治活動。據此，若觀察朱熹與哪些人在書信中論及政治得失，而哪些人則僅是學問往來？則這一分類的新視角便可能編織出朱熹個人視角中的道學網絡。比起單純比對數字，對內容的詳細分析更可能看到人與人之間複雜關係，從而延伸出新視角、新題目的可能。
2.交叉論證：科舉與賜諡
在研究議題的論述中，若史料使用過於單一，或缺乏對當時其他層面的討論，忽略其中交互影響的關係，則論述可能顯得過於單薄而缺乏支撐。對此老師提醒到，若能針對同一議題有兩條線索進行交叉論證、互為依靠，便可使論述更為穩妥。以朱熹在寧宗朝獲得賜諡的討論為例，既有研究普遍認為朱熹獲得諡號便是朱學官學化的開始似乎從此之後宋廷便以道學為尊。但老師認為討論的層次仍有細膩的空間。以主政者角度而言，從平反道學家的政治名譽，到尊崇道學仍有不小的距離，如若真要推崇道學，那應該也反映在科舉題目和考官人選上。因此，通過科舉與賜諡兩條線索，將其放在同時間軸序列上交叉對照，就可以理解此時道學所處的地位的演變過程。
3.平行文本：慶元黨禁名單
在採用有相當強烈主觀意見的史料時， 史料的真實性常常為研究者所困擾，但如能有同時間點相對原始的史料作為平行對照，透過合理的方法設定，便有機會突破原本帶有強烈立場的史料，讓論述有更合理的支撐。以《道命錄》中59人的慶元黨禁名單為例，可以發現支持道學的作者李心傳在編撰名單時，是依據自身的標準，選擇性收錄這59人的名單。若只依靠《道命錄》的記載便認定這59人即是所謂道學家，那便落入其主觀意識之中。而老師選擇的平行文本則是《宋會要輯稿》，因為其本質為公文檔案的節錄，雖可能也有節錄的立場，但相對沒有特定學術、政治立場。從嘉定元年到五年之間所有遭到貶斥的官員，《宋會要輯稿》沒有特定標準全都記錄。在有文本比較的前提下，就可以從《道命錄》的名單中觀察黨禁受害官員的罪名有哪些？這時期有哪些人是因為這些罪名被打擊？由此便可找到一份較不受史料主觀意識影響的名單，有機會觀察道學陣營中的派系之分。也能跳脫非黑即白的道學框架，看到新視角的可能。
最後，老師提到。雖然閱讀的都是相同的史料，但是根據自身對史料的熟悉，從而能順著史料性質摸索屬於自身的研究方法。在老師的經驗案例中，材料足夠的可以通過平行文本加以檢驗，材料少的則利用交叉論證，材料多則加以分類。而對於史學研究本身，老師也勉勵大家要對學界的研究有提升和推動，去思考研究成果的「新意」何在。在使用新史料、新工具的同時，只要對舊史料善加利用，不需要為新而新，也能透過邏輯思考方法來達到突破。而如何「突破」，便是史學交到我們這一棒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