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h教授從哲學的角度探討「Making oneself one」的觀點，反思歷史研究的特殊特徵和條件。「Making oneself one」對於中文使用者並不陌生，「Making oneself one」的觀念和中文中「與他人打成一片」意思相近。歷史作為科學，目的是了解過去的個人與社會，在史學方法的討論中，共情（Empathy）和同情（Sympathy）的概念不斷被提及，兩個概念與「Making oneself one」的意思相近。然而，三概念都有獨立的發展歷史，運用在不同情境，在演講中Roch教授比較三個概念背後的脈絡。在法語的歷史學界中，對史學的反思重視方法論多於歷史哲學。如在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著《歷史學家的技藝》的書名中，透露歷史作為科學的取態。但近年來，歷史學家開始以哲學態度反思歷史，認為歷史的研究不能與具體的人分離，包括作為研究者的歷史學家和作為對像的過去的人。
早在古希臘時期「同情」的概念已經出現，意為「具親和感的共同感受」。古希臘哲學家用「同情」的概念理解身體和靈魂的關係。文藝復興時期，「同情」的概念出現不同的意義和應用。在16、17世紀之交，「同情」的意指變成在他人身上感受到的，更被認為是上帝創造物中普遍而統一的力量，也被視作道德價值。啟蒙時期，一個被視為理性的時代，更應被視為「同情」的時代。在政治、經濟、倫理哲學受「同情」的概念影響。但不同的學者和思想家對同情的理解各有不同，大衛．休謨（David Hume）視「同情」為情緒，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則認為「同情」是一種想像的方法，理解他者的情境。
「共情」一詞要至20世紀初才出現，最初是用來翻譯德文中的「Einfühlung」。在19世紀德語學術圈中，「明白」（Verstehen）的概念被運用在分別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和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他們認為人文科學的目標是「明白」個人或群體的行為和活動，以及背後的動機和意圖。「明白」的觀念成為了解讀文本是否正確的準繩，要求研究者透過文本穿越作者的思維，而非止於讀者與文本的交流。歷史作為科學的方法，並首次在大學教授，「明白」已被視為史學方法的核心，故此「共情」方法是歷史科學中獨特的方法。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於1883年出版的《精神科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討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運用的概念，首次把「共情」視作「明白」的方法。
20世紀，「共情」的概念擴展地法國、英國、美國等地，最早被應用在心理和哲學中，而在運用「共情」和「同情」時，不同作者的定義各異。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施泰因（Edith Stein）等心理學家和現像學哲學家均界定「共情」的詞意。施泰因的博士論文中指出「共情」並非與他人的融合，而是與他人一同感受。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相信「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歷史學家的工作「重演（reenact）」過去的思想，這種工作牽涉「共情」和「同情」。柯林武德引述黑格爾認為研究歷史不應只是為了知道，而是「明白」人的思想。柯林武德想信歷史知識的產生是內在的經驗，而科學知識的產生是外在的經驗。在《歷史的原則（The Principal of History）》的手稿中，柯林武德指出即使不理性的概念和情感可被學者所理解，透過「重演」，歷史學家可以穿透他人的思想。
法國史學家馬魯（Henri Irénée Marrou）在《歷史的意義（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中，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批評當時的歷史哲學，他指出「明白」是歷史學的特色，歷史學家的工作是「明白」文獻中基本邏輯運作。歷史學家需要放下自我，並「同情」研究對像。只有歷史學家和研究對像建立友誼，歷史學家才能「明白」文獻。19世紀歷史學家強調歷史學的客觀性，其中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代表，馬魯的觀點豐富對客觀性的理解。
對於「同情」和「共情」在歷史學中的運用存在爭議。第一，歷史學家應如何「同情」和「共情」歷史上的罪行，如納粹德國的暴行。第二，史料流失是難以避免的，在歷史學中應用「同情」和「共情」有不完整的問題。第三，歷史學家如何確認他是否成功地「同情」和「共情」。Roch教授也指出「同情」具誤導性的危機，因為它暗示通過保持在純情感層面上可以克服距離、文化、社會和身體上的障礙。而且「同情」和「共情」也缺乏明的定義，同時又涉及歷史研究的基礎。
現今的歷史學家承認自身作為「共情」的主體，無法避免地把自我的視野和感情帶進研究中，在法語歷史研究著作中，歷史學家自稱「我」取代眾數代稱的「我們」。在21世紀，在歷史學界中出現「傳記轉向」，歷史傳記重回歷史學家的視野，歷史傳記的寫作要求研究者探入挖掘研究對像的經驗，才能「明白」研究的對像。
歷史學家也重新檢視史料和文獻作為研究歷史主體線索的作用。歷史學家從兩個方向檢視：第一，「共情」已成為歷史學的目標，歷史學家通過研究多種不同獻來達成此目標。第二，透過研究文獻建立生者和逝者之間的對話。
在建立生者和逝者之間對話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必須掏空自我，才能達自「Making Oneself One」的境界，並「明白」甚至「愛上」研究對像。在對文獻的新態度下，歷史學家在面對歷史上的主體的態度更為開放，令歷史學家用新的方向思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