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嘉星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於國立中興大學任副教授兼系主任。侯老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經濟史、環境史與歷史GIS等數位人文領域研究，並著有《1930年代國民政府的造林事業：以華北平原為個案研究》、《機器業與江南農村：近代中國的農工業轉換(1920-1950)》、《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等專著。本次演講侯老師圍繞其於2023年11月出版之《從實驗室到生產線：近代中國農業化學事業中的國家權力（1900－1950）》展開，從知識轉譯、物種調查、國家權力、跨域流動等多個面向介紹20世紀上半葉中國，乃至東亞推動農業化學事業的經驗。
講者指出「chemistry」一詞早在十七世紀的歐洲便出現了，十九中葉德國化學家李比希（Liebig）利用化學方法對土壤進行分析後，化學才與農業生產產生關聯，而中國則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化學」的說法，並引進農業化學的相關知識。講者提醒我們當新興的農業化學知識被引入中國，需要面臨如何在傳統農業的知識脈絡中替代、鑲嵌、排斥不同觀念的問題，舉例而言，新式化學肥料與傳統糞肥、豆肥之間幾乎是「無縫接軌」，而化學除蟲劑則不像肥料那般可以簡單地替換傳統之農業觀念，因此二十世紀初葉的農業化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新舊型態交疊之狀態。
此外，講者也以魚藤為例介紹了與農業化學密切相關的物種調查工作，魚藤普遍分佈於中國華南地區，為一種天然的生物藥劑，十九世紀後半，在所謂「生物帝國主義」的驅使下，魚藤便已為歐洲人所知，然而有趣的是，直到二十世紀初，各地農藥需求增大的前提下，魚藤才同時被日美之科學家研究以投入使用，由此可見與農業化學相關的物種調查並不存在先歐後亞的既定模式。
侯老師指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之經濟型態仍以農業為主，因此農業化學正好符合中國之經濟結構與市場需求，是相當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在經濟生產與城市公衛的需求，以及追趕時髦的動機下，各式農業化工商品被投入市場。講者分享了由美國、日本、中國所製作的除蟲劑，呈現當時中國的農業化學市場面臨著來自日本企業利用魚藤所製作的除蟲劑帶來的商業化競爭，而中國本土之企業則以除蟲菊進行加工，同時以「國貨」的噱頭參與競爭。
另外，講者也提到在新興的農業化學產業，「信用」也成為一種商品，企業需將產品提交私人的或國營之檢驗機構進行檢驗，以換取檢驗證明為其商品背書，類似的機制直至今日都還存在。
講者指出選擇種植何種植物、肥料與除蟲劑如何分配實際上都反映了國家的政策與需求，因此農業化學與國家權力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舉例而言，當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期間，各國均不願意流出外匯，因而選擇把外國的產業轉化成自己的產業，魚藤便是在此一背景下被日本大量移植到臺灣，而其製品則被運往日本、滿洲國等地使用，完成了一種跨域的流動。此外，講者也介紹了戰後中國在接收北京、瀋陽、上海等地日本人所遺留下的農業化工場時的混亂與權力角力問題，以此說明透過觀察農業化學事業的發展，也能看到國家權力的發展與問題。
講者提醒我們學院派的農業化學一直遭到實務派的農民抵制，因此國家需要投入一定的心力與資源推廣新型的肥料與農藥，因此透過觀察其推廣與銷售模式也能反映國家權力的不同面向。1930年代的中國大力進行巡迴演講與推廣，並在西南建立了許多推廣與銷售據點，但在戰後這批推廣的人員卻多被派往沿海一帶，重新建立新的銷售與推廣體系，導致出現一時之空窗期。另一方面，講者也以1950年代的中國為例，指出當時農藥與肥料多由供銷社統一供應，由國家阻礙了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聯繫，導致效率大幅下降，再次表明農業化學的推動與國家權力的緊密關聯。
最後，講者總結了研究農業化學事業之啟發：首先，透過觀察哪些群體在農業化學的知識轉譯過程中發揮作用，可以看到一個行動者網路的建構；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國政府逐漸出現化學使用的觀念，也能看到技術官僚在當中扮演的角色；而在農業化學的推廣過程中，則能夠看到近代中國在科學治理或資源調度等國家建構的因素；最後，農業化學也是人類對環境不可逆的改造，從中也能看到「人類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