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雲教授，大學就讀東海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後，赴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就讀，獲東亞商業研究，以及現代史雙碩士。碩士畢業後，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就讀，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張志雲教授的專業為中外關係史、中國海關史、帝國殖民主義史，以及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建構。張教授的研究領域自十九世紀中葉的條約體系開始，直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第二次整風運動，關注中國政經制度如何自我調適，以面對西方的衝擊。研究方法方面，張教授以對比不同國家的史料，考證史料的信度和效度為主，輔以應用新科技管理龐大史料。除了以史料為主的歷史研究之外，他同時也著重「跨學科的整合研究」。以2015年舉辦的「臺灣漢學講座」為例，張教授在該講座以「開港通商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1870-1881）」（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and the Foreign Expansion in China, 1870-1881: The Spatio-Temporal Presentation b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為題，運用以地理資訊系統建立時空分配的數據庫，忠實地呈現清末十九個條約口岸的各項數據，並清晰呈現各國在中國的各種貿易形態。在此次的演講中，張教授展示歷史學研究可以如何「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並讓學者重新瞭解晚清中國國際貿易的優劣勢，重新呈現十九世紀國際貿易史的新樣貌。此次的演講展現了張教授對於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為想要嘗試跨學科研究的後輩樹立良好的典範。
講者企圖從「全球」、「國家」、「個人」，這三個面向，重新探討近代中國海關。講者認為，如果想要對中國海關有更加透徹的了解，就必須了解國際貿易（全球），以及政府機構（國家）的運作，並且，也要了解在海關之中的人（個人），包含外籍關員與中國關員。倘若從上述三個面向探討中國海關，便能理解中外海關人員的流動、中外制度的輸入與輸出，以及西方帝國如何透過中國海關來影響中國等議題。
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中期的中國海關實則具有全球化的特性，它不僅是西方制度進入中國的媒介，也是中國制度進入西方的媒介。除了制度的引進與輸出，中國海關也是跨國金融、商業人才集散的重要場域。由於中國海關位於大英帝國邊疆，以及超然中國政治體制之外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海關較不容易受到國家體制的限制，給予個人較多自由的空間，因此，吸引來自各個國家的人才前來就業，造就一幅多元民族共存的榮景。根據講者統計，中國海關關員的國籍數高達二十多位。
講者將國家視角分為「四種路線」，希冀從這四種路線探討中國海關，分別為「國家製造」（Nation Making）、「機構製造」（State Making）、「國家建立」（Nation Building），以及「機構建立」（State Building）來探討。國家（Nation）代表「國家的抽象概念」，機構（State）則代表國家之中的「具體體制」。製造（Making）是「由上而下」的，而建立（Building）是「由下而上」的。「國家製造」（Nation Making）包含博物展覽、外交締約、印發國幣，以及電報設施的創建等等；「機構建立」（State Building）則包含緝私艦、中央統計、內債經理、稅專等等；「國家建立」（Nation Building）則包含「個人的合作經驗」；「機構建立」（State Building）則包含防疫檢疫、港埠建設、燈塔維持等等。
講者論述個人視角的部分著重深入探討「個人」，分別從歐美關員、中國關員，以及日本關員等三個面向探究。對於歐美關員而言，中國海關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場所，因為中國海關遠離大英帝國的控制，所以具有許多自由發揮的空間。對於中國關員而言，中國海關是「金飯碗」，不僅是穩定的工作，還能賺取豐厚的薪餉。再者，中國海關超然於國內的政治工作，使得中國海關不太會受到國內政治局勢的影響，給予中國關員可觀的自由度。日籍關員素質很高，大部分皆從一流的高校畢業。在東北開關後，日籍關員在中國海關的地位大幅提升，也進一步促使日籍稅務司的誕生。
講者在此部分中，列舉多位中國海關關員，陳述他們在戰亂或承平之時的遭遇，以及他們面對戰亂或承平時局的心態與應對。作者將他們的應對方式與心態分為「高貴」、「世俗」、「卑劣」三類，並分別陳述他們的故事。到底這些小歷史給我們什麼樣的提示？是講者十分關心的問題。在此問題的基礎上，講者進一步提問：公心和私慾的關係是共存還是對立？在中外關係中，複雜的敵對關係下，誰才是敵人？以及歷史小人物面對各種局勢的抉擇難易。講者認為，研究歷史上的小人物，能夠了解小人物們的內心糾結與掙扎，進一步對人性有更加透徹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