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約翰教授為西方學術界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其著作及本身獲獎無數。曾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及拉籌伯大學，並擔任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前主席、院士，目前為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的榮譽教授。費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海外華人， 以及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
費教授在演講中指出「國恥」與「百年恥辱」出現的脈絡，也認為兩個名詞是互相對立的。清末革命運動爆發時，便逐漸代入「國恥」的論述，含有民族主義（滿、漢）成分。蔣介石政府主要以「國恥」針對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行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受惠於盟國而得以提高國際地位，廢除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1840《南京條約》~1941《平等新約》），並隨著大戰結束與汪精衛政府解體，以戰勝國身分成為聯合國創世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視為是百年恥辱的結束。此外，汪精衛政府的「百年恥辱」論述，以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東亞為出發點，支持日本解放東亞，同時抨擊與美國聯手的蔣介石政府。
共產黨亦有「百年恥辱」的論述，主要用來攻擊蔣、汪各自的政權賣國，並主張共產黨應擊敗日本與國民黨，以掃清國恥；直至國共內戰結束，「百年恥辱」與「國恥」的論述才逐漸減少，更一度絕跡數十年。中共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治危機提供「百年恥辱」論述復甦的契機。新一輪的「百年恥辱」以英屬香港為矛頭，將1997年的香港回歸視作共產黨洗刷恥辱的象徵，從而激發國內的民族主義，轉移1989年爆發民運以來的內部政治矛盾。
費教授特別指出，無論是蔣、汪各自的政權或共產黨，藉由國家恥辱等口號以進行愛國主義動員，往往都發生在國家面對某種危機之時。然而，從歷史的賣來看，國民黨所面對的是實際存在的他國侵略，共產黨宣揚的恥辱則多為「塑造」而來，用來緩和當下的政治矛盾。如前述所提，中國自1989年爆發民運、爭取政治民主化以來，為緩和國內政治矛盾，高調宣揚於1997年回歸的香港是洗刷了作為殖民地的恥辱。這種為政治服務的愛國主義有著一種風險，不著邊際地運用「國恥」或「百年恥辱」煽動群眾對特定目標的仇恨，明顯與國民黨的論述大相逕庭，這種基於特定目的塑造出來的恥辱，可能將看不見終點，必須謹慎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