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士傑博士2010年於美國布朗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先後執教於美國康乃狄克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羅教授早期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就讀碩士階段以戴潮春事件為題，探討清代臺灣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自博士班開始，羅教授的關懷範圍擴大到溫州、中國東南沿海等地，探討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地方社會中的民間宗教與地方政治，即在地方社會的脈絡中，是什麼樣的動力能夠讓一般人組織起來去跟更大的歷史變遷過程進行互動，在研究方法上不只使用歷史學者擅長的文獻檔案，更是將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加入其中，形成一種「在田野中思考文獻的意義、在田野中提問」獨特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近年則是受到《依海之民：馬達加斯加島斐索人的身分認同與血統》（People of the Sea: Identity and Descent among the Vezo of Madagascar）一書的影響， 羅教授的國科會研究計畫關注二十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生活變遷，並且導入時代的觀點。本次講座的題目為〈從歷史人類學走向地方的現代史：以二十世紀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地方政治發展為例〉，羅教授將這次的演講定位為回臺任教十年以來研究路線的回顧與轉折，並試圖將過去的研究理論化。
羅教授用歷史人類學的關懷與學脈發展破題，人類學問題包含了親屬組織與宗教，易言之就是人群構成的法則，將這個問題帶進歷史研究中，便形成歷史人類學獨特的研究途徑。至於歷史人類學的學派建立，則可追溯至臺灣的地方社會研究，如1970年代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土著化理論，在陳其南、莊英章等人的協助下，將臺灣討論西方理論的《當代》雜誌寄到了中國廣州給鄭振滿、劉志偉等教授，1980年代中國華南學派逐漸成形；而歷史人類學的另外一個源頭，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學既有的「區域史」（Regional History）研究傳統，約在2006年，相較於注重團練與地方軍事化的孔飛力（Philip A. Kuhn）、地方儒學與地方志思想轉型的包弼德（Peter Bol），與後來加入的宋怡明（Michael Szonyi）更加關注地方宗族組織與地方文獻，成為哈佛大學「區域史」研究轉向的關鍵點。羅教授在治學方法上雖師承宋怡明與鄭振滿等歷史人類學的大家，但宋怡明與鄭振滿的研究途徑是將地方社會與帝國時代結合，也就是「一個小政府如何可能？一個小政府如何讓很多人團結起來一起運作？」而在思考作為一個在臺灣受訓練的學生該如何與前人的研究作對話時，羅教授認為地方網絡是前人所遺漏、沒有討論到的問題，加上臺灣神明靈驗的宗教新聞頻頻，因而選擇以宗教與近現代的地方政治作為關注的焦點。
2017、2018年，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者開始思考歷史人類學的下一步是什麼？羅教授提出了「地方的現代史」的概念，相較於黨國建構的現代史論述，是不是有超越這種論述的可能性？換言之，羅教授主張應該換一個視角，從地方民間社會的角度去看整個現代史，也就是一種有「同情弱者傾向」的歷史與一種普通人的歷史，關注普通人如何應對變化、產生哪些變化。這種地方史研究的展開，可以達到幾種目的：一是將田野與文獻結合找出地方的說法，了解不同時代不同人群所必須面對與處理的問題；二是將地方論述與國家論述之間的競爭關係（contest）拉出來討論，重建屬於地方史的歷史脈絡（context）；三是跳脫民族國家的「現代化」（modernisation）所支配的歷史書寫；四則是實踐歷史學家的人文關懷與責任。
羅教授試圖跳脫國民黨與共產黨2D的「現代化」歷史模式，拉回地方脈絡（local context）去重建網絡，形成彼此交雜4D的歷史模式，重新書寫晚清到民國的政治史與社會史。羅教授舉了許多的例子，以同善社與大刀會的研究為例，說明他如何運用田野調查蒐集到的資料與檔案，如傳單、報章、人事調查表等，從地方小老百姓的角度出發，重建地方宗教組織如何運作、如何在社會發揮影響力與如何和「現代性」國家組織互動。 此外，結合過去搜索到的文獻與檔案並做對比，重新建立地方官吏（如高誠學等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對羅教授而言也是研究上的重要途徑。在結合地方視野的討論之後，就不難發現對於大刀會事件有重新詮釋的空間，大刀會事件不是單由地方老百姓反抗政府所引起，而是地方經濟結構變遷的結果。羅教授近年更是將關注對象拉至1949年起陸續隨國民政府遷移至臺灣的軍民，透過報章、人事檔案等資料，深入理解王調勳、林蔭、嚴靈風等小人物，重建他們在遷臺之前的生活。
在演講的最後，羅教授特別與大家分享長期從事地方史研究下所獲得的最大啟發——他認為現代史不僅是大敘述下的「東征、北伐、剿匪、抗戰」，也不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各個地域有自己獨特的社會史，地方老百姓的思路、政治網絡必須被重視，而民族的神話也必須被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