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老師，政大歷史所碩士，台大歷史所博士，目前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老師長期關注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國閱讀史、思想史等議題，並在此領域有諸多著作出版，如《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等。此外，潘老師曾擔任胡適紀念館主任，近年來亦出版諸多《胡適全集》相關著作，在胡適研究的學術領域貢獻良多。
對於如今民國史之研究，目的並非是「去中國化」，而是「去國民黨化」，讓現今的研究可以擺脫過往威權體制時代所塑造的特定印象。而胡適亦同，我們對於他的認識和事實的真相，不能只停留在《母親的教誨》等課文之上，而是應借由大量開放的相關資料，以全新的視角去了解胡適，並更加完整認識歷史真相。
一、胡適是如何成為一代宗師的？
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討論胡適的成就發展，即「個人條件、體制力量、社會趨向」，此三項條件使胡適得以從眾多北大學子、教授們脫穎而出，成功在北大期間完成自身的文化積累，使其成為一位自民國以來對社會影響極大的宗師人物。
（一）個人條件：
胡適於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並以此作為進入北大執教的初始依據。但自庚子賠款以來，擁有胡適一般留美經歷的人不在少數，如蕭公權先生為康乃爾大學博士，在學術領域亦成就甚高，其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被學術界廣泛應用。然而蕭公權先生僅在學術方面做出傑出貢獻，胡適則影響著民國時期社會的方方面面。胡適之所以可以如此全能，重點在於其用功勤奮遠超同齡人，如陳獨秀等。能於故紙中振筆直書的耐心造就了此後胡適在各方面的遠大影響。
（二）體制力量：
北京大學是個能讓莘莘學子綻放才華的舞台，胡適在北大就學期間得以發揮所長。除此之外，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亦是支持胡適發展長才的重要機構，諸多研究人員、知識份子群聚的學術機構體制力量是胡適成為一代學術宗師重要關鍵。
（三）社會趨向：
胡適善於寫作，且創立諸多報刊，當然，支持他的出版社也發揮著極大作用，其中以商務印書館、亞東圖書館、新月書店這三家出版社最具代表性，而三者之中又以早期的亞東圖書館為最。亞東圖書館創辦人汪孟鄒和胡適是績溪同鄉，胡適與此新興圖書館相輔相成，為近代文化的書寫貢獻良多，然而後期因經營不善，故轉由商務印書館負責出版胡適的作品。而新月書店則是胡適與徐志摩等人在上海創立新月雜誌時所組織的書店，在這期間最為出名的作品就是《人權論集》。除此之外，媒體與演講也為胡適所熱衷，且其「做禮拜」的習慣也對名望的傳播有所影響，1920年代開始，胡適每周日早晨將會敞開大門，歡迎任何人來此與他談天說地，這樣的行為被太太戲稱是在「做禮拜」，這也是胡適擴大其社會影響力的原因之一。
二、自覺的青年導師：
（一）顧頡剛：
對於這些青年該何去何從，胡適是很願意提供援手的。顧頡剛雖然身為助教，但在1926年時面臨債台高築的危機，儘管本身家境不錯，卻不被家人支持學術研究，因此只好向老師胡適借錢度日，之後便成立了景山書社，以此謀生。隨著生活逐漸好轉，顧頡剛也在學術界日漸成名，他同樣效法老師胡適，幫助譚其驤等人借自己的名號賺取稿費。
（二）吳唅：
吳唅為浙江義烏人，家境貧困，在讀書期間經濟壓力極大，於是胡適便給予他援助，並協助他來到北京，不料當時北大轉學考需應試數學科目，吳唅數學不佳，只好轉為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就讀。胡適還曾為吳唅書寫推薦信，使其能在清大工讀，並讓吳唅把弟弟接來北京生活。吳唅在主任蔣廷黻的指導下選擇了明史作為學術研究方向後，胡適亦指導他如何讀史與做研究，在這些幫助之下，吳唅最終完成了《朱元璋傳》此經典著作。
（三）鄧廣銘：
鄧廣銘，鬧學潮以後來到了北平，這時北大已經廢除了數學轉學考。鄧廣銘在胡適的課堂研究南宋陳亮，並寫作陳亮傳，胡適亦指導他如何寫作，認為鄧廣銘仍需了解陳亮的好友辛棄疾等。胡適認同鄧廣銘做研究的能力，因此讓其擔任北大的助教，而後鄧廣銘在宋史研究中日益精深，其作《宋史職官志考正》更是得到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的盛讚。
（四）「邊緣知識人」的生命道路：
再加上沈從文、羅爾綱，此等皆是當時學術圈的邊緣知識人，在師長的幫助下，得以在自己的領域中發光發熱。近代以來，隨著科舉制度的消失，也不再有向上流動的方式，因此讓這些讀書人最茫然的，就是自身應當何去何從，如何安身立命。像毛澤東也只能依靠岳父的幫忙在北大擔任圖書館管理員，這正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下必須面臨的重大課題，而胡適的栽培對於這些邊緣知識人而言，是一項改變他們人生的偉大作為。
三、體制力量的反作用力：
在胡適栽培接班人的情況下，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往往也有蜚短流長的話語存在，體制力量誠然是幫助胡適發展的一大助力，但也有其反作用力。在胡適成為中基會董事以後，隨著中國局勢轉變，因為中基會的資金非常充足，國民政府的力量想要介入，想讓董事需經政府任命才得以擔任，然而在胡適等人多次周旋之下才得以保持原本的制度。
在北京大學方面，自傅斯年以來頻繁地驅逐老師與主任，使得老師無法安心教書，甚至逐漸沒有權威，在胡適看來，這是需要被「復興」的狀態。人財兩缺的情況下，教學經費亦嚴重不足，胡適便透過中基會的資金支持北大的運作，使得北大得以恢復自身原本的聲望和教育品質。
在與北大校長蔣夢麟的配合之下，胡適對教授的任命進行改革和調整，讓梁實秋、聞一多等生力軍回到北大任教，並讓馬裕藻等人請辭系主任，由胡適兼任系務，但也因此，胡適遭受到許多流言蜚語。諸多留言其中又以林損最具代表性，他認為胡適故意排斥老教授、公報私仇，以維護自身的權力，但此說法極為不公。在當時的人看來，林損恃才傲物、信口胡說、上課喝酒，這些作為使其缺乏公信力。周作人也回憶到林損在上唐詩課時，卻在講陶淵明的詩，可見其荒謬。因此，傅斯年也非常樂見林損這些危害北大教學的人離去，因此胡適公報私仇的說法無法成立。
四、培訓接班人與再生產：
胡適創造的學風與人才培育的方式，得以讓這些接班人在看不到的地方茁壯成長，並成為國家社會知識發展的中堅力量。但是，並不能因此認為胡適的作為沒有絲毫負面影響，胡適對於材料如此的追求，成為選拔新一代學者的標準，雖培養了一代代的史學學者，但也因此把不符合這類研究方式的人排擠出去，如史觀學派等。因此這種培訓接班人的好壞與否，仍值得如今的我們深思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