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依照內容的性質，分成影視史學、大衆史學和歷史文化評論三個單元。
由於這三個專有名詞是由我命名的，所以當初一起步就覺得有責任說明：什麼是「影視史學」？什麼是「大衆史學」？以及什麼又是「歷史文化」及其評論？既然先後分別下了定義，又有基本概念，緊接著反而戰戰兢兢，心想如果缺乏知識理論的根據，這些新名詞便形同口號而已，最後不免淪為泡影。因此必須又進一步在理念與實際個案中不斷辯證，藉著教學和演講的機會，將心得形諸文字，至今才累積編成這本文集。
雖然文集含有三大類別，但是影視史學、大衆史學與歷史文化評論的範疇相互重疊，其實沒有必要涇渭分明、硬性地加以切割。例如，〈自由塑像：是小姐，不是女神〉原刊於一九八六年的《當代》雜誌，現在成為這本文集中最早撰寫的一篇。當初寫作的動機，只因為初次探訪紐約的朋友，順道把「自由塑像」（Statue of Liberty）列為景點之一。結果發現現場四周所有的指示標誌，或者稱作「自由塑像」，或者名為「自由小姐」（Miss Liberty），卻唯獨沒有「自由女神」（Goddess of Liberty）之說。這種現象令人起疑，於是不斷追問其中緣故。而後終於得知，原因並非英翻中，語文能力出了差錯，而是中西文化價值觀彼此有落差。百年來，華人接觸西方文化，其實至今尚未瞭解「自由」的真諦和歷史，誤以為「自由」是神授的、天賜的，所以執迷「女神」之說。相反地，自從啟蒙時代以來，西方人認為「自由」必須靠自己打拼，人們流血流汗爭取而來的，所以才以「小姐」為意象。這篇文章列入「歷史文化評論」單元中的首篇，希望人人抬頭舉目看見自由「塑像」右手高舉火把的模樣，進而將「它」也納入影像視覺的歷史文本，同時這篇文章就理所當然和影視史學有關。除外，自由「小姐」百年來一直矗立在國際港口，「她」的底座設立美國移民博物館，長期展示社會各階層的移民史，所以按理這篇文章也和大衆史學密不可分。
坦白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前，我個人對影視史學、大衆史學或歷史文化評論還沒有具體的概念。這三個名詞先後被正式提出來，其實都有各自的機緣，在文集裡已經一一說明，不再贅述。不過這三個名詞的核心理念是一貫互通的，因為有它的趨動，我才能在學習歷史的這條道路上越走越寬廣；同時，這個理念並非個人所獨有，它之所以能不斷開展，其實也反映近幾十年來學術及大時代的動態。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經常捫心自問：「學歷史的意義是什麼？」八六年的夏日，頓然之間終於給自己一個答案，那就是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不斷錘煉和昇揚。」這句話筆記下來，長期都當作座右銘。這個時期臺灣剛巧正值解嚴前夕，各方面充滿活力，不過我個人卻又深深感觸臺灣總是被看扁看小，連本地人也心存自卑， 因此又提問：「我怎樣可以長大？」這個「我」，不僅指個人自己，同時也包含整體臺灣。後來有一天，豁然開朗，認為臺灣大可以以「氣度恢弘、見識高明」為基調，進而理直氣壯回答說：「我可以長大了！」於是日後寫成〈文化傳統或文化遺產？〉一文，刊登在《當代》之上。緊接著，為了錘煉、昇揚和自我突破，拓展學術思想的「第二春」，因此公開提出影視史學。
記得正式推出影視史學的那一年（1991），臺中市區剛巧開家「八又二分之一非觀點劇場」，店名取自經典名片，相當新潮。老闆王明煌，年僅三十，是位電影癡迷，收藏許多非好萊塢的影片，店中附設咖啡雅座和小型放映室。經過幾次謀面，從此把這個場所當作影視史學的圖書館。而且王明煌好比圖書館裡的主題館員，從不吝於提供有關影視的知識和資料。後來又認識了不少同好，興致來了還在劇場裡舉辦小型演講會。這些經驗讓我嘗試到「走出校園」（off campus）的滋味。
探索影視史學的收獲，莫過於鬆綁學院內理性的枷鎖和擺脫史學的文字中心論，從此寫文章更能自由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那時候《當代》雜誌發行不久，發刊詞特別以「是當代，也是反當代」為題。這個「反」字，其實一口氣凝聚當時候方興未艾的後現（Postmodern） 思潮，以及六〇年代臺灣曾經缺席的新左派（New Left） 運動。《當代》吸引新知識和新觀念蜂擁而入；來自不同領域的作者大多以深入淺出的筆調發表文章，彼此砥礪相互激盪。現在回顧起來，金恆煒和張文翊夫婦主編《當代》，對臺灣學術文化的貢獻想必有一席之地。我的第一篇影視史學的文章，乃至於日後有關大衆史學、歷史文化評論以及歷史教育和課綱改革等作品，也有幸多半刊登在這裡。在衆多新舊朋友中，特別感謝王明煌和金恆煒夫婦，因為以他（她）們為實例，可以說明那段時期臺灣的學術文化活力源源不絕，多半來自校園之外。
然而為了加強影視史學的理論，必須不斷充實新知，吸收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的見解。到了九〇年代之間，如果從比較穩健保守的態度綜合各領域之說，大概可以確認：智人（Homosapiens）經由演化，在距今十萬至六萬年前已經「成為有歷史意識的動物」。簡單地說：「人人都有歷史意識。」有了這個理念，好比找到「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an pivot），可以發揮槓桿作用。所以，毅然決然修訂「歷史」的定義，不再以文字之有無來界定「史前史」和「歷史時代」。根據這個道理，講世界史，把起點從距今五千年的「古代四大文明」推向十萬年前「初民的社會和文化」。同時，也把「西洋史學史」的課程改為「傳統西方歷史意識的演變」以及「近代西方歷史意識的演變」。 除外，強調歷史教育的目標，不論對象是哪個年齡層，都應該以「培養歷史思維」為第一優先。為了這個理想，進而參與高中歷史課綱的改革；甚至比以前更積極「走出校園」，公開倡導大衆史學。
純粹就學理可以說「人人都有歷史意識」，至於實例方面，現在至少有岩畫可供證明：人類早在五萬年前已經使用不同的媒體表述或表徵他（她）們的歷史意識。不過，假使就社會普及面的角度來說，大概要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在新左派人士推動之下，人們才日漸重視社會底層的主體意識以及他（她）們的歷史表述和表徵。值得留意的，這股風潮反而逆向地從校外吹向校園之內，例如美國加州大學於一九七三年開始提倡“public history”。反觀這段期間，臺灣也興起來自民間的文史工作者、紀錄片導演和鄉土文學作家。尤其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邁向高潮，又有「社區總體營造」和「大家來寫村史」等參與式的文化運動。
例如，培育「村史萌芽」的園丁主要有吳密察和楊長鎮。他們兩位都出自大學歷史系科班；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大約僅有四十歲左右。顯然他們也有意「走出校園」，主張學院裡的史家應該和大衆攜手合作，實踐社區史的操作。如今省察他們的心路歷程，幾乎知行合一，都為了落實「人人都有歷史意識」。現在身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將「友善化、開放化、智慧化和普世化」列為博物院的宗旨。目的在促進「故宮」更親近大衆、及其歷史文物更能展現普世意義與價值。同時，擔任行政院客家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楊長鎮，也不改前志，繼續推展「客庄聚落村史」的寫作計畫案。
也許因為當年口口聲聲逢人就說「人人都有歷史意識」，所以我被推薦給彰化縣文化局，主持正在籌劃中的「大家來寫村史」。藉著這個機緣，首先，統合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種種相近的理念和實際成果，提出大衆史學的定義和意義。接著，與各地人士密切來往，鼓勵「大家來寫歷史」，因此將實際心得書寫成篇。
近三十多年來，我一向以湯姆森（Edward P. Thompson, 1924-1993）為典範，尤其從事大衆史學，盡可能效法他的理念和實踐方法。自劍橋大學畢業後，他不斷為反核及國際和平運動奔波；同時，也利用夜間在成人教育授課，主要的對象是勞工。這位國際著名的英國史家在受訪中，回想那段和勞工相處的日子，說出內心的話：
這段期間對我而言，學習了不少有關工業社會的英國，尤其當我教他（她）們（即勞工）的時候，他們也教導了我。
以上我之所以引用湯姆森的這段話，無非是為了說明，多年來臺灣也有不少歷史教授、中學教師以及歷史系畢業生參與大衆史學的實際工作，而且目前都有具體的成果。大家在實踐的過程中，想必也能感同身受湯姆森的心志。假使有意更動他所說的這段話，或許只要把英國改為臺灣；把勞工說成大衆；接著，下半句話再轉換成「當我教大衆的時候，大衆也教導了我」。如此就更加寫實。
正當史學界不斷求證「人成為歷史意識的動物」的時期，學術界另有一批人也從不同取向直指「人的本質」。他們企圖從這個大哉問探索「人類與語言、符號以及資訊的關係」。例如，二十世紀上半葉，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突顯「人是符號的動物」。而後，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在一九六〇年代提出「媒體即訊息」的概念。平心而論，他們多半憑著個人的才智和博學而得出鏗鏘有聲的結論。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期，一九九三年網際網路（internet）問世以來，高科技果真無遠弗屆改變歷史，論影響所及，可能勝過任何當今菁英學者。也許深受震撼，二〇〇〇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達恩頓（Robert Darnton, 1939-）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每個世代都是資訊的時代，只不過方式不同」。這話說的不錯，可以呼應麥克魯漢的名言。資訊的確不容小覷。五、六萬年前人類使用語言和符號是一大突破；西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發明文字，助長古文明的誕生；日後，活版印刷術又是一項突破，影響至今已有五百多年。近三十年來，數位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令人咋舌，現有的和即將帶來的衝擊，難以估計。
毫無疑問地，二〇〇七年智慧型手機（iPhone）問世，顯然又是劃時代的突破。它把資訊、攝影、文字、影像、語音的種種功能內建成為一體，而且幾乎人手一機。這種科技證實智慧化的時代已經來臨；同時，有鑑於此，可以斷言影視史學和大衆史學又邁前一步，已經彼此統合起來。二〇二〇年年底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HAI 大衆史學工作坊」時，我以「大衆史學 2.0 向前走」為題，表達意見：
正在著手編輯這本文集的時候，萬萬料想不到，正逢有人以元宇宙（Metaverse）的新面貌重現數位科技的江湖。雖然元宇宙或數位化虛實相生世界的原初理念未必被獨占，但是不可否認的，卡位者早已放眼未來，深知這個理念的歷史定位。同樣的道理，如今學歷史也不能在學院內一味只往後看。大衆史學如同後照鏡的功能，當掌握方向盤驅車時，必須隨時注視後照鏡，才能瞭解路況，放心踩油門向前走。所以即使今日最新潮的自駕汽車，也都配備數位鏡頭的後照鏡。
這本文集得以順利出版必須感謝許多人，如果分別致意，難免掛一漏萬，在此只好說聲「謝謝大家」。然而編務工作繁瑣，中興大學碩士生張雋軒為此盡心盡責，功勞無限。臺師大歷史學系學生吳怡萱全心投入封面及單元主題頁之設計，為本書增色不少，還有臺師大出版中心金佳儀小姐也細心編務，特此感謝他們。最後，謝謝內子張四德及女兒序樺和序諦。記得從前在家裡看電視或錄影帶，純粹只為了休閒娛樂，有時候獨霸遙控器，難免被污名化說成荒廢學業。很有趣的是，自從亮出影視史學的旌旗，我居然變成「很用功的人」，而且理直氣壯，可以獨占電視機和錄影機。尤其之後又提倡大衆史學，就更放心，更自由，走讀四方。
周樑楷 2022. 01.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