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依照內容的性質,分成影視史學、大衆史學和歷史文化評論三個單元。
由於這三個專有名詞是由我命名的,所以當初一起步就覺得有責任說明:什麼是「影視史學」?什麼是「大衆史學」?以及什麼又是「歷史文化」及其評論?既然先後分別下了定義,又有基本概念,緊接著反而戰戰兢兢,心想如果缺乏知識理論的根據,這些新名詞便形同口號而已,最後不免淪為泡影。因此必須又進一步在理念與實際個案中不斷辯證,藉著教學和演講的機會,將心得形諸文字,至今才累積編成這本文集。
雖然文集含有三大類別,但是影視史學、大衆史學與歷史文化評論的範疇相互重疊,其實沒有必要涇渭分明、硬性地加以切割。例如,〈自由塑像:是小姐,不是女神〉原刊於一九八六年的《當代》雜誌,現在成為這本文集中最早撰寫的一篇。當初寫作的動機,只因為初次探訪紐約的朋友,順道把「自由塑像」(Statue of Liberty)列為景點之一。結果發現現場四周所有的指示標誌,或者稱作「自由塑像」,或者名為「自由小姐」(Miss Liberty),卻唯獨沒有「自由女神」(Goddess of Liberty)之說。這種現象令人起疑,於是不斷追問其中緣故。而後終於得知,原因並非英翻中,語文能力出了差錯,而是中西文化價值觀彼此有落差。百年來,華人接觸西方文化,其實至今尚未瞭解「自由」的真諦和歷史,誤以為「自由」是神授的、天賜的,所以執迷「女神」之說。相反地,自從啟蒙時代以來,西方人認為「自由」必須靠自己打拼,人們流血流汗爭取而來的,所以才以「小姐」為意象。這篇文章列入「歷史文化評論」單元中的首篇,希望人人抬頭舉目看見自由「塑像」右手高舉火把的模樣,進而將「它」也納入影像視覺的歷史文本,同時這篇文章就理所當然和影視史學有關。除外,自由「小姐」百年來一直矗立在國際港口,「她」的底座設立美國移民博物館,長期展示社會各階層的移民史,所以按理這篇文章也和大衆史學密不可分。
坦白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前,我個人對影視史學、大衆史學或歷史文化評論還沒有具體的概念。這三個名詞先後被正式提出來,其實都有各自的機緣,在文集裡已經一一說明,不再贅述。不過這三個名詞的核心理念是一貫互通的,因為有它的趨動,我才能在學習歷史的這條道路上越走越寬廣;同時,這個理念並非個人所獨有,它之所以能不斷開展,其實也反映近幾十年來學術及大時代的動態。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經常捫心自問:「學歷史的意義是什麼?」八六年的夏日,頓然之間終於給自己一個答案,那就是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不斷錘煉和昇揚。」這句話筆記下來,長期都當作座右銘。這個時期臺灣剛巧正值解嚴前夕,各方面充滿活力,不過我個人卻又深深感觸臺灣總是被看扁看小,連本地人也心存自卑, 因此又提問:「我怎樣可以長大?」這個「我」,不僅指個人自己,同時也包含整體臺灣。後來有一天,豁然開朗,認為臺灣大可以以「氣度恢弘、見識高明」為基調,進而理直氣壯回答說:「我可以長大了!」於是日後寫成〈文化傳統或文化遺產?〉一文,刊登在《當代》之上。緊接著,為了錘煉、昇揚和自我突破,拓展學術思想的「第二春」,因此公開提出影視史學。
記得正式推出影視史學的那一年(1991),臺中市區剛巧開家「八又二分之一非觀點劇場」,店名取自經典名片,相當新潮。老闆王明煌,年僅三十,是位電影癡迷,收藏許多非好萊塢的影片,店中附設咖啡雅座和小型放映室。經過幾次謀面,從此把這個場所當作影視史學的圖書館。而且王明煌好比圖書館裡的主題館員,從不吝於提供有關影視的知識和資料。後來又認識了不少同好,興致來了還在劇場裡舉辦小型演講會。這些經驗讓我嘗試到「走出校園」(off campus)的滋味。
探索影視史學的收獲,莫過於鬆綁學院內理性的枷鎖和擺脫史學的文字中心論,從此寫文章更能自由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那時候《當代》雜誌發行不久,發刊詞特別以「是當代,也是反當代」為題。這個「反」字,其實一口氣凝聚當時候方興未艾的後現(Postmodern) 思潮,以及六〇年代臺灣曾經缺席的新左派(New Left) 運動。《當代》吸引新知識和新觀念蜂擁而入;來自不同領域的作者大多以深入淺出的筆調發表文章,彼此砥礪相互激盪。現在回顧起來,金恆煒和張文翊夫婦主編《當代》,對臺灣學術文化的貢獻想必有一席之地。我的第一篇影視史學的文章,乃至於日後有關大衆史學、歷史文化評論以及歷史教育和課綱改革等作品,也有幸多半刊登在這裡。在衆多新舊朋友中,特別感謝王明煌和金恆煒夫婦,因為以他(她)們為實例,可以說明那段時期臺灣的學術文化活力源源不絕,多半來自校園之外。
然而為了加強影視史學的理論,必須不斷充實新知,吸收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的見解。到了九〇年代之間,如果從比較穩健保守的態度綜合各領域之說,大概可以確認:智人(Homosapiens)經由演化,在距今十萬至六萬年前已經「成為有歷史意識的動物」。簡單地說:「人人都有歷史意識。」有了這個理念,好比找到「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an pivot),可以發揮槓桿作用。所以,毅然決然修訂「歷史」的定義,不再以文字之有無來界定「史前史」和「歷史時代」。根據這個道理,講世界史,把起點從距今五千年的「古代四大文明」推向十萬年前「初民的社會和文化」。同時,也把「西洋史學史」的課程改為「傳統西方歷史意識的演變」以及「近代西方歷史意識的演變」。 除外,強調歷史教育的目標,不論對象是哪個年齡層,都應該以「培養歷史思維」為第一優先。為了這個理想,進而參與高中歷史課綱的改革;甚至比以前更積極「走出校園」,公開倡導大衆史學。
純粹就學理可以說「人人都有歷史意識」,至於實例方面,現在至少有岩畫可供證明:人類早在五萬年前已經使用不同的媒體表述或表徵他(她)們的歷史意識。不過,假使就社會普及面的角度來說,大概要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在新左派人士推動之下,人們才日漸重視社會底層的主體意識以及他(她)們的歷史表述和表徵。值得留意的,這股風潮反而逆向地從校外吹向校園之內,例如美國加州大學於一九七三年開始提倡“public history”。反觀這段期間,臺灣也興起來自民間的文史工作者、紀錄片導演和鄉土文學作家。尤其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邁向高潮,又有「社區總體營造」和「大家來寫村史」等參與式的文化運動。
例如,培育「村史萌芽」的園丁主要有吳密察和楊長鎮。他們兩位都出自大學歷史系科班;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大約僅有四十歲左右。顯然他們也有意「走出校園」,主張學院裡的史家應該和大衆攜手合作,實踐社區史的操作。如今省察他們的心路歷程,幾乎知行合一,都為了落實「人人都有歷史意識」。現在身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將「友善化、開放化、智慧化和普世化」列為博物院的宗旨。目的在促進「故宮」更親近大衆、及其歷史文物更能展現普世意義與價值。同時,擔任行政院客家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楊長鎮,也不改前志,繼續推展「客庄聚落村史」的寫作計畫案。
也許因為當年口口聲聲逢人就說「人人都有歷史意識」,所以我被推薦給彰化縣文化局,主持正在籌劃中的「大家來寫村史」。藉著這個機緣,首先,統合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種種相近的理念和實際成果,提出大衆史學的定義和意義。接著,與各地人士密切來往,鼓勵「大家來寫歷史」,因此將實際心得書寫成篇。
近三十多年來,我一向以湯姆森(Edward P. Thompson, 1924-1993)為典範,尤其從事大衆史學,盡可能效法他的理念和實踐方法。自劍橋大學畢業後,他不斷為反核及國際和平運動奔波;同時,也利用夜間在成人教育授課,主要的對象是勞工。這位國際著名的英國史家在受訪中,回想那段和勞工相處的日子,說出內心的話:
這段期間對我而言,學習了不少有關工業社會的英國,尤其當我教他(她)們(即勞工)的時候,他們也教導了我。
以上我之所以引用湯姆森的這段話,無非是為了說明,多年來臺灣也有不少歷史教授、中學教師以及歷史系畢業生參與大衆史學的實際工作,而且目前都有具體的成果。大家在實踐的過程中,想必也能感同身受湯姆森的心志。假使有意更動他所說的這段話,或許只要把英國改為臺灣;把勞工說成大衆;接著,下半句話再轉換成「當我教大衆的時候,大衆也教導了我」。如此就更加寫實。
正當史學界不斷求證「人成為歷史意識的動物」的時期,學術界另有一批人也從不同取向直指「人的本質」。他們企圖從這個大哉問探索「人類與語言、符號以及資訊的關係」。例如,二十世紀上半葉,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突顯「人是符號的動物」。而後,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在一九六〇年代提出「媒體即訊息」的概念。平心而論,他們多半憑著個人的才智和博學而得出鏗鏘有聲的結論。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期,一九九三年網際網路(internet)問世以來,高科技果真無遠弗屆改變歷史,論影響所及,可能勝過任何當今菁英學者。也許深受震撼,二〇〇〇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達恩頓(Robert Darnton, 1939-)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每個世代都是資訊的時代,只不過方式不同」。這話說的不錯,可以呼應麥克魯漢的名言。資訊的確不容小覷。五、六萬年前人類使用語言和符號是一大突破;西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發明文字,助長古文明的誕生;日後,活版印刷術又是一項突破,影響至今已有五百多年。近三十年來,數位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令人咋舌,現有的和即將帶來的衝擊,難以估計。
毫無疑問地,二〇〇七年智慧型手機(iPhone)問世,顯然又是劃時代的突破。它把資訊、攝影、文字、影像、語音的種種功能內建成為一體,而且幾乎人手一機。這種科技證實智慧化的時代已經來臨;同時,有鑑於此,可以斷言影視史學和大衆史學又邁前一步,已經彼此統合起來。二〇二〇年年底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HAI 大衆史學工作坊」時,我以「大衆史學 2.0 向前走」為題,表達意見:
正在著手編輯這本文集的時候,萬萬料想不到,正逢有人以元宇宙(Metaverse)的新面貌重現數位科技的江湖。雖然元宇宙或數位化虛實相生世界的原初理念未必被獨占,但是不可否認的,卡位者早已放眼未來,深知這個理念的歷史定位。同樣的道理,如今學歷史也不能在學院內一味只往後看。大衆史學如同後照鏡的功能,當掌握方向盤驅車時,必須隨時注視後照鏡,才能瞭解路況,放心踩油門向前走。所以即使今日最新潮的自駕汽車,也都配備數位鏡頭的後照鏡。
這本文集得以順利出版必須感謝許多人,如果分別致意,難免掛一漏萬,在此只好說聲「謝謝大家」。然而編務工作繁瑣,中興大學碩士生張雋軒為此盡心盡責,功勞無限。臺師大歷史學系學生吳怡萱全心投入封面及單元主題頁之設計,為本書增色不少,還有臺師大出版中心金佳儀小姐也細心編務,特此感謝他們。最後,謝謝內子張四德及女兒序樺和序諦。記得從前在家裡看電視或錄影帶,純粹只為了休閒娛樂,有時候獨霸遙控器,難免被污名化說成荒廢學業。很有趣的是,自從亮出影視史學的旌旗,我居然變成「很用功的人」,而且理直氣壯,可以獨占電視機和錄影機。尤其之後又提倡大衆史學,就更放心,更自由,走讀四方。
周樑楷 2022. 01.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