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曦教授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著有《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講學與政治：明代中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與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合編）等書。並曾榮獲2016年的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本次講座題目為〈從個案談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是張藝曦教授綜合自身研究經歷，並總結近數十年來的明清思想史研究發展歷程，與當今研究趨勢後的心得省思。
張藝曦教授首先提到在研究過程中會遇到的界線問題，即研究者在面對各種研究題目時，往往會遇到一些前人研究中的界線，可能是來自於研究視角，抑或是研究材料的侷限。至於要不要跨越過這條界線、如何跨越這些界線，就成了研究者經常需要面對的課題。在思想史領域的研究中亦是如此。張藝曦教授回憶到，在1990年代之前，大部分的思想史研究都在談思想內涵中的哲學思辨問題，思想史中的哲學思辨固然重要，但就跟所有的學術發展一樣，走入一種過度發展的情況。當時對陽明心學的研究最終都集中於《明儒學案》的討論，因為此書匯聚整理出各派思想的精華，坊間出現了各種點校本，甚至是針對點校本再去做點校勘誤的書籍（如《明儒學案點校釋誤》）。此外，當時研究思想史的主流學者們，也將社會史或文化史的研究題材視為旁枝末節，並不認為有多做討論的必要。
這樣的發展雖象徵著哲學思辨這一研究方向的精深刁鑽，卻也同時將這種取徑的研究界線推至其他研究者的跟前。張藝曦教授便是在這樣的學術狀況中反思是否該去突破這種界線。他認為，思想是離不開時代的，思想的形成必然與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有關。正好在1990年代，出現了新興史料籍叢的陸續出版，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全書未收書輯刊》等等，這些新資料的重見天日，也為思想史研究注入活水，從原本的經典釋義順勢轉入更為多元的社會背景與思想文化觀察之中。
張藝曦教授稱這樣的研究為「社會文化中的思想活動」。這些思想活動不會自行傳播，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途徑擴散出去。在這裡，「如何以思想說服人？」這個問題變得格外重要。陽明學的理論固然精妙，但也並非僅用文字就能使人誠服。張教授於是關注到陽明學的「講會」問題，這也是原先的思想史研究幾乎不碰觸的領域。此外，也因為社會經濟史的方向走入地方史中，思想史的材料和方向也自然轉入方志與地方史的領域之中。
然而，界線不僅存在於一處。張藝曦教授提到，在思想史跨足社會經濟史的視角之後，仍有著新酒裝舊瓶的問題。如「江南中心論」的觀點，在社會經濟史中雖早已被打破（1970年代松本善海先生的研究），但在思想史中仍可見此觀點，張教授指出：「學界在當時仍認為江南以外沒有思想史」，這話說得雖然嚴重了些，但也顯示在江南以外的思想史研究多為破碎化、缺乏系統的現象。他也觀察到，這樣的狀況甚至持續至近幾年的學術活動中，走出江南的主張仍然需要繼續提倡，而不是已被普遍接受的。這也是張藝曦教授選擇以江西陽明心學做為研究主題的原因之一。此外，思想史的庶民化轉向在一開始也著重於對左派王學的研究，研究對象侷限在主持講會的心學家身上，或是最底層的庶民，但是作為講會主要參加者的中間階層，也就是來自各地的「小讀書人」卻被忽略了。
張藝曦教授提出明代「小讀書人」的概念，將視野聚焦於以往不受待見的小讀書人身上，分別從講會、傳習錄與心學家畫像等主題，觀察明中晚期一般地方性士人的思想傳播過程。在地方上，心學大儒會舉辦講會，以心學思想感召慕名而至的小讀書人，兩者之間也會合作舉行社會事業，協助推動田土丈量與賦役改革，將陽明學說應用在鄉里實踐之中。這必須透過大儒的聖人感召、官方認可與群眾跟從等多方面的互動才得以進行，其中所牽涉的地方勢力平衡問題值得深究。
最後，張藝曦教授談及明中晚期陽明心學發展的社會背景與內部困境。這個時期的陽明心學傳播是中國歷來儒學發展中走的最遠、最普及化的一次，萬人講會的盛況即可證明。然而，構成講會主體的小讀書人勢必要面對科考現實的問題，這是陽明心學發展的兩面性。因為應舉的壓力，使得「制藝」文社興起，象徵實用的制藝討論在講會中的重要性提升，卻也進一步導致了講會的庶民化減弱，轉向以士人為主體的學問之中，陽明心學的盛況從此不再。這種內在發展的週期性變化，以及研究領域中的界線問題，在不同課題的歷史研究中，皆能見到類似的情況，深具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