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究生講座第四場我們很榮幸邀請到蕭教授為我們演講，蕭教授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並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教授非常關懷也承擔許多社會責任，包括國策顧問、台灣第三部門理事長……等，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特別是第三部門的相關研究，並在許多著名期刊有發表重要著作，非常感謝教授在百忙之中特地撥冗為我們演講。
最近我們在研究社會運動，有個學生在台大教書，他認為應該分成事件（event）跟運動（movement），我認為這個概念非常好，許多的事件結合在一起才會變成一個運動。今天很高興來這裡跟各位談談這個題目，從台灣民間公民社會的經驗到亞洲民主展望，重點是在前面，後面是個引子，將題目帶到整個亞洲民主展望，但我們不是談泛泛的亞洲民主，也不是全談台灣民主化過程，重點還是在於公民社會，或是可以說公民社會組織，當我們在談台灣經驗的時候，除了談政黨、以及政黨人物之外，我們不要忘記這些組織的影響力，然後再從台灣看亞洲，從日本到印度，我們可以看看亞洲民主的前瞻是甚麼？當然我們並不談泛泛的民主歷程，而是來看公民社會組織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大家都知道公民社會組織即是civil society，以前我們都稱其民間社會，相信大家都聽過NGO、NPO、第三部門、志願部門，當各位聽到這些詞彙的時候，心中浮現的影像（人、事、地、物）是甚麼？是弱勢團體？是為弱勢團體的發生的團體？比方說殘盟、老盟、陽光基金會還有喜憨兒，另外一個名稱叫作社會企業，很多概念一進台灣就會被亂用，所以我們必須釐清這些概念，這些社會性組織都是具體的，從三部門論模型來說，用NGO是相對於政府（第一部門），這種詞彙在中國很不受歡迎，NON的概念容易被誤解成反對（ANTI），而NPO的使用則是相對於企業，而這三大部門也剛好是社會學研究的主軸，也就是政治學、經濟學、企業管理、公共行政。在極端資本主義一書中作者提到，我們不該冀望政府能控制企業，企業反而會控制政府，也不要冀望企業會發揮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的概念其實非常空中樓閣，我們該冀望的是公民的發揮，公民社會應該是以人民為主，所以第三部門即是以此為本，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超越政府，用企業的獨立新興組織來發揮社會功能。
以歷史的角度來說，1980年代對公民社會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年代，因為蘇聯、東歐解體、共產制度瓦解，而在歐洲有個非政府、非企業的重要組織出現了，天主教會在共產制度國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追求民主的庇護，而1980年代civil society這個詞彙也進入台灣，當時為了要翻譯這個概念而出現了幾個名詞，市民社會強調小眾、非政府；公民社會也有許多人討論和使用，我認為不適合；而用文明社會則是讓概念本身太「文明」了，無法吸引那群在政府、企業之外的群眾，最後我們決定使用民間社會，用這個作為號召，其含意是帶有社會運動的概念，因為用市民社會太歐式、侷限性太強，用公民社會則是會被義務所侷限，因為當時是要爭取權利，不該被義務局限，而文明社會則是太文學了，讓人無法普遍認識這概念，既然是要對照蘇聯、東歐的經驗，再回到英美法的歷史來看，這個概念必須要有動員力，因此使用民間，民間所對應的是公家，所囊括的範圍最為適合，而現在（2000年）以後則改用民間公民社會，因為民主發展已經到了合適的時刻，這種組織並不是簡單的遊行、發傳單，而是以長期奮鬥作為目標的，台灣歷史上最悠久的公民組織是1980年成立的消基會，它集合了自由派、積極派的人士，以基金會的形式來展現，所以甚麼時候用NGO、NPO、第三部門，有它的時間脈絡與相對關係，最複雜的是公民社會組織，因為它牽扯到民主的概念，使無民主到有民主，有民主到有品質的民主。
第三部門在台灣的出現是必須要先有完整的民主，當民主開始的時候才會有這些組織的出現，三部門分工論其實就是民主的發展歷程，當一個國家並不民主還一天到晚講非政府組織時，都是虛假的，這些組織都是依靠政府存活，並不是civil society，所以第一個前提就是非政府（企業）指導，自主獨立運作，第二個是要有主張、主見，第三個是主見必須連帶到改變社會跟國家的權力關係，符合這三個條件才是這個社會是否存在civil society，所以才會說其本身就是民主的實質展現。早期的台灣並不存在三部門，因為黨國體制的影響，並不存在民主，民國60年代開始出現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並非是政府刻意培養，政府並不加干預所以才會出現，根據三民主義，政府所壓抑的是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就得到發展的機會，並不是政府的功勞，1980以後社會力開始浮現，因為食安問題消基會成立，權利是爭取而來的，不要以為會自己出現。
有了基本的背景瞭解之後，我們來分析第三部門的類型，以組織類型可以分為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以功能目的可分為社會服務&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的類型即是對台灣民主有直接貢獻的，雖然只占10%，但影響台灣民主化卻相當深刻，而社會服務型的團體也在民主化之後開始出現間接性貢獻。
這樣的第三部門團體在解嚴前很容易受到打壓，被視為叛亂團體，但仍然在嚴峻的環境下找到出路。解嚴之後許多抗爭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期卻受到打壓，社會當時是全面支持社會運動，所以90年的學運李登輝便順勢而為，借機打壓國民黨內非主流派系，李登輝對於台灣社會是相當民主的，但對黨內卻是不民主的，也就是對黨內的不民主，才造就台灣的民主化，就像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一樣，如果政府當初主動控制，就不會有所謂的經濟奇蹟，因為不受控制才會活絡。這樣的歷史發展是充滿弔詭的，當時並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直到現在才得到詮釋。
2000~2008年的第二階段發展，是第三部門發展的一個挫折期，因為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後，並沒有如社會團體的期望。 2008年第二次的政黨輪替使得社會抗爭再度出現，這其中台灣的國民黨是相當有趣的政黨，因為傳統來說，反對黨會與社會團體結合，相互合作來進行抗爭，但是國民黨在2000~2008年之間並未和這些第三部門合作，使得兩者之間的恩怨並未解除反而越加越深，在那八年之間，倡議型的第三部門組織是充滿挫折，兩黨不討好，對於執政黨是又愛又恨，但又不能跟國民黨合作，處在一個尷尬的地位，而到2008之後第三部門又再度起來，並非是因為同情民進黨，而是看到威權的象徵再度取得執政，再加上中國因素發生，使得反對運動再度興起，所以318並非是突然發生，是經過相當多次的演練，當然攻入國會殿堂可能是偶發的事件，但必須看到其背後的長遠因素。
台灣的民主現況是甚麼？我們說有一種老的民主，即是日本與印度，日本的民主與台灣是相當不同的，其並未經過民主化的歷程，印度則有；新民主講的則是我們台灣，以及南韓、印尼、蒙古等，再來是轉型民主，這是還沒變為完全民主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前途未卜，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香港、孟加拉等，再來是缺乏政治自由的程序民主，新加坡即為代表，他是一種缺乏政治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的民主，雖有選舉，但並不自由，執政黨取得絕對的優勢並壓迫其他黨，所以程序民主的條件其實相當簡單，就是有選舉，不論內容。再來是不民主的國家，中國、緬甸、寮國、柬埔寨等，最後是封閉政治體制，即是北韓，這是一個特殊的體制，其內部資訊相當封閉，外界無從得知詳細情況。
NGO、NPO從台灣經驗來看應該有甚麼樣的功能？在第一類老民主的國家中，服務型NPO能改善全民整體生活品質，倡議型則是持續不斷地推展新民主改革；在新民主中，服務型NPO則透過民主途徑推動社會改革、文化認同和經濟正義，倡議型則深化民主鞏固其品質；在轉型民主體制中，服務型NPO發覺社會問題，拉近社會差距，倡議型則拉拔民主轉型；在缺乏政治自由的體制下，服務型NPO發覺社會議題進行改革，倡議型則可能尋求政治自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