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疆重寫歷史：個案與方法論的反思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林于婷

　　本次講座邀請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連瑞枝教授主講。連教授長年專研邊陲人群與族群歷史、歷史人類學及地方社會等領域，並著有《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治理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說與社會》等專論。

　　講座要旨聚焦於明清時期官員大量進入中國西南，與邊陲人群相遇的交互，以及地方人群在帝國邊界中如何自處。其中，特別突出「女性作為中介者」的視角，探討地方行動者如何藉由招贅聯盟整合地方政治。連教授指出，相對於官員留下的官方紀錄，地方人群則透過傳說故事、族譜等材料，展現鮮活的地方行動者身影。鄉村社會的儀式與傳說互相呼應，呈現出歷史的多層次與多樣性，並別開生面，以「社會主體」的方法論建構屬於邊陲人群的歷史學。

　　演講伊始，連教授剖析了傳統中國史的研究框架，指出其往往奠基於單一線性的時間觀與華夏正統對立於周邊的空間預設，此種舊有框架難以真正理解歷史中的行動者。為此，連教授提出以「社會為主體」的敘事架構，強調應回歸人群本身的環境生態與文明體系，而非單純套用「漢化」或「蠻夷」的標籤。歷史的推演實為多元文明疊加、相互吸收及多重宇宙交織的過程，行動者在此間不斷調節自身與他人的文化。在面對一群「沒有文字的人」時，研究者面臨著五花八門的史料且難以抉擇真偽的困境，必須透過拆解史料並輔以田野工作，才能蒐集在地文獻、重構行動者的真實世界。連教授提醒，儘管王權更迭、改土歸流等「大歷史」不斷衝擊地方生活，但當我們將視角拉回社會層面，方能解答邊疆生命共同體如何延續、人群如何動員、維持其邊界、並保存歷史記憶等研究問題。

　　接著，連教授探討了中國西南地區多元的宗教系統與社會組織。自元朝設置總管府、明朝廣設土司，至清初改土歸流及民國時期的邊疆民族調查，這些國家力量不斷塑造著族群的記憶，進而形成如「白族」般的少數民族分類。然而，當地社會仍在這些衝擊下透過各種多層次的討論，試圖維持族群邊界與共同體的延續。以中國雲南省大理市為例，其在帝國統治前原屬鬆散的結盟系統，如大小涼山彝族與大理國之間便存在著龐大的結盟體系，統治範圍內更涵蓋諸多相互共存的小型政治體。當帝國引入父子世襲的土官制度時，隨之破壞了當地原有的多元體系與親屬原則。為適應新制度，當地發展出西南結盟政治、異性聯盟、男女繼嗣群與招贅等多元模式來確認彼此關係。在土司制度重男輕女的表面下，女性反而是當地政治模式中的要角；而民間傳說常描述祖先為外來梵僧，或如大理國王段詩評之母遇浮木而生子等神話，皆顯示男性往往被視為外來者，女性則為安頓社會的關鍵。

　　連教授舉出多個土官底簿個案，具體說明在地社會的適應與重構策略。在神摩洞土巡檢與雲龍州土官的案例中，皆可見到女性繼承或招贅異姓男子的情形。如男子段保投降明朝成為土官的背後，實牽涉阿昌部落早氏招贅的歷程，以及後續錯綜複雜的聯姻與養子繼承爭奪。連教授進一步提到蒙化府左氏土官的歷史，當地原本帶有古代群婚色彩的「會情人」習俗，為因應清代士大夫批評為「淫俗」，而被百姓創造轉化為拜訪白玉公主金姑娘娘的「繞三靈」與「接金姑」等具有多神崇拜色彩的宗教儀式。此外，張氏與左氏兩大家族的結盟更展現了對接多重文明的智慧：張家參與帝國科舉獲得「義官」身分，負責蓋書院並輔佐土官；左氏則被刻意形塑為南詔國王細奴邏的後裔，透過女眷重修雲隱寺與尊金閣等儀式建築，共同鞏固了地方與官府的雙重正統地位，形塑出「傳賢嫁女兒」以及「男人做官、女人蓋佛寺」的歷史結構。

　　最後，連教授以麗江木氏土司的傳說與修譜為例，闡釋邊疆行動者如何獲取正統話語權。木氏深知麗江作為黃金貿易重鎮的重要性，為因應中央王朝的標準，其於明代陸續編纂《宦譜》與《木氏圖譜》，建構出爺爺「坐浮木經沙江」的神話起源，羅織了大將軍與修行聖人的世系，藉以厚植統治能量與正統性。同時，木氏家族透過與鶴慶高氏等擁有大理白人母親背景的家族長期聯姻，再次印證了在史料可見的「男方世界」背後，實則潛藏著一個由送出女眷之家族所構成的隱匿「女方世界」。

最後，連教授總結三點。一，邊疆上異姓聯盟的社會，往往與官方書面檔案上的歷史有所不同；二，歷史文本往往充滿多重認同的擺盪，從上述邊疆案例中，可看出地方上的模式：男人負責安頓外在帝國的體系，而女人則安撫內部的在地世界。所以行動者往往尋求多重方式（如多重信仰、家族體系），以利安頓不同層

面。三，歷史學難以單純追求客觀存在，而是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行動者互動之間，細膩爬梳並理解他們歷史的文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