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研究可成為中國研究的代用品嗎：反思冷戰時期的一些爭論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李亞憲

　　黃樹民院士為享譽國際的臺灣人類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黃院士學術資歷豐厚，曾任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教授及其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並曾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侯金堆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其研究領域橫跨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永續農業發展、漢人社會與文化等，田野調查區域主要涵蓋臺灣、中國大陸及中南半島。

　　本次演講以「臺灣研究能成為中國研究的代用品嗎？冷戰時期臺灣研究的再思考」為題，引領聽眾反思以下核心議題：臺灣作為研究對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國人類學者的推動？美國學者是否僅將臺灣視為研究中國的「替代品」或「實驗室」，而忽略了臺灣研究本身的自主性？在1950至60年代，外籍學者與國民黨威權政府、本地學界及基層大眾的互動關係為何？此外，由美國學者在臺培養的下一代研究者，對廣義漢學（包含中國與臺灣研究）有何貢獻？而當代對當時美國學者的批評又是否合理？

　　首先，黃院士回溯了上世紀中葉幾位人類學家與時代劇變的互動。在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前，有兩位美國人類學家正在中國大陸進行研究。其一是傅瑞德（Morton Fried, 1923-1986），當時身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於安徽滁州的研究已接近尾聲；另一位則是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當時在康乃爾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史堅雅的情況與傅氏相反，其田野調查才剛起步。他原擬於華北農村駐點，但因1949年中共已在該區活躍，遂轉往成都平原；然而僅僅兩個半月後，共產政權勢力抵達，他被迫匆促撤離。

　　這兩位學者皆具備深厚的漢學傳統取向，致力於華人社會研究。然而，由於中共政權將相關研究領域逐出中國大陸，外籍學者與學生只能轉向海外華人區域，如史堅雅便選擇了泰國的華人社區。同時，亦有大批美國學者湧入臺灣開展田野：如葛伯納（Bernard Gallin, 1929-2023）落腳彰化鹿港農村；史堅雅的學生武雅士（Arthur Wolf, 1932-2015）前往三峽；傅瑞德的學生戴瑙瑪（Norma Diamond, 1931-2011）駐點臺南南鯤鯓；孔邁隆（Myron Cohen, 1937-）則深入高雄美濃。隨後，更有許多學子紛紛來到臺灣完成其學位論文。

　　黃院士指出，對於當時的人類學者而言，研究興趣主要有二：其一是社會結構的研究，探討社會如何組織，以及前工業化社會中的人際連結（如婚姻、繼承、親屬關係，乃至同鄉會與宗親會等組織）；其二是秉持「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主張所有文化皆具相對性，各具客觀標準。人類學家的首要任務在於拋棄主觀偏見，設身處地理解他者的行為模式與思維，這亦是人類學者的道德底線與自由主義立場。

　　當然，除了美國人類學者外，臺灣本身也有在臺灣社會做研究的學者，而在臺灣研究制度化之前，陳紹馨教授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其於戰後成為臺灣考古人類學系的創系教授，然而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社會學科的他，興趣是人口學，並對於日本殖民臺灣感到反感。

　　陳紹馨曾針對日本殖民時期人口資料發表論文，發現1895至1920年間，在臺日人的平均壽命竟低於日本本土日人及在臺臺灣人。他認為這反映了初期來臺日人多屬社會底層的特殊現象。然而，在1920至1945年間，在臺日人的壽命大幅躍升，甚至超越本土日人與臺灣民眾。這明顯揭露了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資源的剝削，從而迅速改善了在臺日人的生活條件。陳氏在東北等日本殖民地亦觀察到類似數據，遂將此界定為「殖民地的死亡現象」（Death phenomena in colonies）。

　　到了1960年，他與幾位學者創立了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兩年後，傅瑞德主動尋求與其合作，研究臺北及全臺的人口流動趨勢。隨著臺灣研究日趨蓬勃，陳氏於1966年以英文發表了具里程碑意義的論文〈臺灣作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實驗室〉（“Taiwan as a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當時有人質疑，認為將香港與臺灣作為研究中國大陸的替代方案是有問題的，畢竟殖民地會受到殖民母國的影響，這樣香港與臺灣又如何能作為中國的樣本？陳紹馨回應：儘管日本現代化措施（如自來水系統、普及教育、法治）改變了臺灣的社會面貌，但這僅是憑藉高壓政策與警察制度實現的「表面日本化」，內在核心仍是穩固的漢人社會。他認為臺灣因環境相對穩定、資料獲取便利，是比當時中國大陸更理想的研究場域。他將海外社群比擬為「試管」，主張在相同的文化來源下，不同外來刺激會產生相異反應，藉此可勾勒出多元的文化現象。

　　陳紹馨於1966年過世之後，這種預期是逐漸實現的，許多美國學者來到臺灣做研究，並產出具體理論。但與此同時，臺灣民族主義興起，本土意識成為首要考量，學界開始對陳紹馨等人的早期研究提出批評。黃院士將這些爭議整理為四個面向：

　　首先是認為西方學者僅將臺灣視為中國的「替代品」，缺乏對臺灣本土文化的尊重與理解。黃院士認為此說有待商榷，因當時美籍學者多進行深入田野，甚至與在地建立深厚連結。例如孔邁隆教授不僅能操流利客語，更成為首位獲頒客委會「一等客家事務專業獎章」的外籍人士。此類批評可能源於對二戰時期「遠距研究」（Study Culture at a Distance），如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的《菊與刀》的負面印象，但這並不全然適用於在臺學者。

　　其次是指責西方學者與國民黨威權政權合作，換取研究補助與許可，從而使族群與語言滅絕（ethnocide/linguicide）政策正當化。黃院士對此嚴厲指控回應道，此觀點誤解了當時的經費來源，這些學者的研究資助多來自美國學術機構，並非依附於國民黨政權。

　　再次則是由學者王崧興提出，認為陳紹馨本質上是臺灣民族主義者，深知臺灣漢人文化因歷史路徑不同而與中國存在顯著差異，但在高壓環境下，不得不以與西方學者合作為掩護，以掩飾其認同傾向。黃院士則有不同看法，認為陳紹馨同時具備中華民族主義情懷。即便其反感國民黨專制，但在解釋日本殖民晚期的「國語化」與「改姓」現象時，他觀察到臺灣人仍依據祖宗根柢命名，顯示其欲保留漢文化基底的意圖。黃院士以「莎樂美的七層紗」為喻，強調認同可以是多層次且複雜交織的。

　　最後則是認為在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後，西方科學家拋棄了臺灣，投身轉向新的壓迫型政權。對此，黃院士認為人類學者具備自由主義傾向，其轉向是出於對中國經歷巨大變遷後社會現況的研究興趣，而非對政權的效忠。

　　演講尾聲，黃院士總結了冷戰時期臺灣研究的卓越貢獻。首先是武雅士對「童養媳」（simpua）的研究，直接挑戰了佛洛伊德與威斯特馬克（E. Westermarch, 1862-1939）關於亂倫禁忌的傳統理論；其提出的「神—鬼—祖先」分類架構，亦徹底修正了中國民間宗教神祇階序的既有觀念。

　　葛伯納夫婦對彰化土地改革的研究，精確勾勒出臺灣階段性的現代化過程，分析農村剩餘勞動力如何成為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基石，並觀察到傳統地主階層轉型為企業家的路徑。李亦園對「吃伙頭」制度的研究，則指出了傳統孝道背後的功利層面，以及其如何透過制度化獲得調和。孔邁隆對南臺灣菸葉農村大家族的研究，揭櫫了「理想」與「現實」家庭安排間的張力，展現中國／臺灣社會轉型時期的特色。最後，詹姆斯．華生（James L. Watson, 1943-）在香港對媽祖地位的研究，更開啟了關於中國傳統社會「正統與異端」的新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