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院士講座紀要

• 撰稿人：本系碩士生胡日豐

　　王明珂院士首先感嘆距離上次回到臺師大已是五十年前。接著，他提出了本次演講將要探討的幾個核心問題：何為最小型的、最獨特的社群？它們如何透過共同的記憶來區分「我們」與「他們」？大型社會、階序化與集權化的早期文明社會是如何出現的？當我們談論古代文明（如中國文明）時，究竟是「哪些人」進入了文明？他推測大多數人並未進入。是何種能力造成了社會的分化與複雜化？王院士認為，「歷史」本身就是一種形塑文明樣貌的力量。王院士介紹了他的田野調查地點——青藏高原的東緣，一個位於成都平原與松潘高原之間的區域。他描述此地為兩個大陸板塊撞擊形成的「高山皺褶帶」，地理環境極易形成封閉的社群。由於資源競爭激烈，每個村落（聚落）都必須嚴加防範，這種環境塑造了當地社群的特性。

　
　　王院士概述了他的研究歷程：第一階段 (1994年起)：在羌族地區（羌塘）進行田野調查，發現當地存在一種注重地盤的「山神社會」。第二階段：研究地點轉移至「大渡河上游」，發現此處同樣存在著敬拜山神、重視地盤的社會型態。第三階段 (2008-2020年)：將山神研究擴展至整個青藏高原。此計畫因2008年汶川大地震而轉型，將經費分散給受災區的研究生，進行資料蒐集與保存工作。後續研究：基於在山神社會中觀察到「尊重他人地盤」的特性，他對一個名聲不佳、被認為「不尊重別人」的彝族社群產生興趣，進而探討「彝族有沒有山神信仰？」，每個計畫都源於新的問題。王院士指出，他所研究的羌族、藏族等社群，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並沒有清晰的「羌族」共同認同。他們自稱「爾瑪」（Rma），但各地的稱呼與認同範圍都不同，往往僅限於兩三個村寨，並無統一的族群概念。王明珂院士指出，羌族村寨常常緊緊的聚在一起因為資源競爭非常激烈。以黑虎溝為例，寨子建於懸崖邊並設有碉樓，反映其需時刻防範的生存狀態。

　
　　每個村寨都有自己的「山神」，象徵著一片土地。一位老人解釋「三神就是三界界長」。山神是符號，與漢化地區的土地公或藏化地區的具象神祇不同。王院士提出，羌族的親屬關係是「跟著地盤畫圈圈」，而非血緣。地盤與神合一，地盤神即家族神。外來者進入某地盤即歸該地盤神管轄，血緣跟隨地緣。羌族的歷史透過「弟兄故事」敘述，如「三兄弟」、「五兄弟」的故事。這種敘事是層層套疊的，界定了「我們的祖先是神聖地，我們要共同保護」。而對羌族來說最重要是他們之間的差異性而非共性。

　
　　嘉絨藏族社會結構與羌族不同，嘉絨地區存在「強大的土司」，社會階層更分明。聚落形態與羌族相似，但建築更堅固漂亮，並有大型土司官寨。歷史敘事結構更複雜，在「弟兄祖先」故事之上增加了「神話敘事」。此處的「弟兄」特指「統治者」的祖先。王院士指出藏羌和彝族不一樣，藏羌相信弟兄祖先，有三層次的隱喻：弟兄是同一個父親生的，應該是合作的、親兄弟明算帳各算各的、兄弟是彼此鬥爭的。永遠是在對內爭奪又保護彼此的資源。

　
　　彝族在雲南、四川是「非常強勢的一個族群」。他們有頻繁搬遷的習慣，認為生活不順就是老地基上有鬼，不能住，因此房屋相對簡陋，便於棄置。社會階層分明，頂端是統治者「黑彝」，其下是「白彝」，底層是奴隸。王院士提問，為何人數不多的彝族敢於開拓？答案在於他們擁有「非常豐富的家支血緣記憶」。彝族人能背誦長達二三十代的父系家譜，兩個陌生人只要對上家譜，便能建立緊密關係，互相幫助，「要找一兩百人是容易的事情」。這種強大的血緣網絡給了他們向外開拓的勇氣。而彝族的歷史記憶結構是「英雄祖先加上弟兄祖先」，強調強大祖先及其後代分支。

　
　　王院士基於多年對羌藏地區的研究，開始反思華夏的歷史，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歷史生態？農業定居生活和農業生活盈餘被普遍視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關鍵。1950年代Gordon Childe的「Urban Revolution」被視為文明起源指標性的論點。王院士指出此書提出的一些特色並沒有錯，但要思考到底那些人進入了城鎮？此書只用了兩河流域的大型遺址，忽略了小型遺址，導致「好像大家都進入文明，其實沒有」的誤導性結論。他指出，早期城鎮的「公民社會」由頂層統治階級定義，且這些上層階級普遍依賴血緣關係鞏固權力。

　
　　王院士引用James Scott的研究，質疑人類好像由狩獵採集，然後直接進入農業定居生活的線性發展模式。Scott指出新石器時代早期存在長達四千年的過渡期，人類在狩獵採集與農業定居之間流動。王院士認同Scott的觀點，認為農業並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生業，當時的居民從事的是多元的生業。他提出一個反向因果關係：「因為文明產生，才迫使那些人專注於農業，使農村和農民出現」。王院士指出早期國家非常脆弱，他引用中國考古學家蘇秉琦的「滿天星斗」理論指出中國是多元興起，在距今四千年，所有的周邊的文明都在疲倦、末路。王院士再以中國西北的「齊家文化」為例，說明其因國家影響而放棄定居農業，轉向以「畜牧」為主的生業模式。如果我放棄種田，我的財產全部有四隻腳，馬牛羊，國家就管不到我，這也使得齊家文明崩潰。農業的工具、器物也全部跟著消失。國家透過穀物來控制人口，以及一些司法行政手段，把人口束縛在土地上。

　  
　　王院士認為人類早期社會可能普遍存在內向、畏懼外敵、不願擴張的社群，所以才要花了好幾千年才進入文明。考古學家往往只重視大型聚落而忽略了小型聚落，院士以三星堆為例子，大家都知道三星堆很了不起，可是被剝削的人在那？老百姓在那？在討論人類進入文明時常常忽略了記憶以及社群的問題，是什麼樣的歷史記憶使人類進入文明？波有進入文明的人群命運又如何？。因此，王院士提出「原初社群」理論，其核心特徵是歷史記憶維繫親屬關係，且血緣與特定地理空間合一，形成「弟兄祖先歷史」，使人們不敢向外擴張，而是對內競爭。他認為從「原初社群」走向國家的關鍵在於「英雄」走出社群建立新組織。中國農村的「李家溝」、「王家寨」等地名即是此種記憶的遺跡。王院士進一步闡述「弟兄祖先歷史」的具體表現形式為「弟兄祖先」的歷史敘事，近代中國，許多過去被視為「蠻夷」的少數民族在建立自身民族認同時，仍會透過建構與漢人始祖（如三皇五帝）的兄弟關係來定位自己，例如：《國語》記載炎黃為兄弟；古蜀帝王是中原帝王的弟弟。這種將不同人群建構成兄弟關係的歷史敘事被認為是神話而被人們忽略。並引用多個跨文化案例證明其普遍性：世界神話：《聖經》裡挪亞的三個兒子、該隱和亞伯兩兄弟；波斯史詩《王書》；東歐傳說中波蘭、捷克、烏克蘭、俄羅斯的祖先也是三兄弟。這種敘事常象徵敵對與競爭，導致「內部相爭，而不會形成一個所謂的有力量的共主」。

　
　　最後，王院士以《史記・五帝本紀》為例，分析司馬遷如何創造一個典範。其筆下的黃帝故事整合了四種社群起源：政治社群（戰勝炎帝蚩尤）、空間社群（確立疆域）、文化社群（教導萬物利用）、血緣社群（夏商周為其子孫）。王院士認為，司馬遷成功將「華夏」塑造成一個強大的社群概念，這個「典範的歷史的創造力」非常強大，因為它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並透過制度化變為現實。在演講結束前，王院士也提醒我們，當我們在寫歷史時，要去反思其實只是受到時代導引，糊塗的把歷史寫出來，想去把我們的寫作摸擬成「典範」。應該重新思考一些所謂「典範」的歷史著作為何是「典範」。